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各国政府体制中的两种不同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者在作用上不可替代，要求两者在明确划分两者权限的同时，赋予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相应权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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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竞争模式。除了经济改革之外，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对近30年的经济成功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制度的核心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基于其经济表现，包括GDP增长、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等因素。这种评价标准导致地方政府积极采取亲商政策，并热衷于吸引外国投资。90年代大规模引进的外资主要是港商和华侨，2000年之后随着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出口加工贸易激增，大规模引进的则主要是台商和西方资本。 在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个的“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则是一个个的“企业管理能手”。就拿一个地级市来说，这个地级市在地方官员眼中几乎就是一个大企业，官员拥有充分的权力去调度和使用该地级市的一切资源，从而设置一系列最优的路径去拉动地方GDP增长。 在所有的资源使用中，被运转得最风生水起的是土地。地方政府并没有什么可以掌控的实质性资源，但土地是他们可以绝对掌控和配置的。哪一块地用来建工业园区，哪一块地开发房地产，哪一块地用来搞物流园……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大头归中央小头归地方，地方政府在财务方面很大程度上开始需要“自谋出路”。这时，“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地方政府通过向开发商“卖地”来创收，这迅速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极大的动力促进土地开发，因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收入。土地出售产生的收入往往被再投资于当地经济，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现在总是被谈及的“城投债”也是这时候应运而生。 另外，中央政府鼓励对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进行大量投资。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为这些投资融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2000年以后的中国城市，一天一个样。这2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又反哺和催生了服务、消费等许多行业的发展。经济良性循环因此而形成。另外这也是中国成为“基建狂魔”的财务动力，为什么地方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漂亮——真有钱啊。 (黑噪音)
(0)以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是被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极力夸赞的“诸侯经济”模式。张五常认为，地方有了充分的财权，就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市县长、书记们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以远比市场机制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方式来调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张五常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写得非常好，也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 但是从2014年开始，他的“诸侯经济”的说法，在我国逐渐转变为负面。 比如2014年1月《中国证券报》就发文有文章说：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模式就是广受病垢的各界指责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他们大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甚至相互封锁、相互拆台。 大致划分起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国中低挡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并在世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造就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模式产生好的效果几乎都消失了，而坏的效果则进一步凸显。 说得更通俗一些，百废待兴时是增量经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是良性竞争；但到了存量竞争阶段，诸侯经济就是恶性竞争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其实这件事情，2012年袁剑出版的《大拐点》，说得更加透彻。在《大拐点》中，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判断。 1、社会反向运动造成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什么是“社会的反向运动”呢？这是指当市场和政府把社会压缩到极点的时候，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反向运动。具体到经济上，则表现为企业成本（包括环保和人力成本）的剧烈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2、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显然，是“四万亿”让他做出的这个结论。而2013年之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和2015年之后的……，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3、全球市场扩张体系终结。奥巴马阶段已经表现出了这个苗头，特朗普阶段基本上是赤裸裸了，而现在是拜登阶段。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寄生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那么，当美国在经济上转入防守状态时，这个扩张体系必然会终结。 4、资本外逃。 5、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蜜月结束。袁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蜜月从2008年开始就逐渐结束了。张五常所谓的“诸侯经济”，在袁剑看来，是中央给予地方不恰当的激励造成的，因而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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