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受限，直接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增长。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那么在现阶段哪类国家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呢？外债型、经济单一型、高赤字型、实行自由资本，金融政策开放度大，管控松驰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类似的特点，国民福利待遇好，但是本国的资源又相对较少，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人均产值低）等等。
今年暴发危机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以及可能暴发的巴基斯坦、意大利、西班牙等都有这一特征，就是因为经济、金融过度自由化，产业分布不均衡、外债急剧上升，投机性投资过于活跃，管控不到位，加上国际收支萎缩，债务违约，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过快，从而诱发通胀，同时资金成本加大，开工率不足，出口受阻，从而暴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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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长波的上半场。除上述泛金融业（宏观层面）和非金融企业（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之外，中观层面的商品金融化也是以往讨论关心的议题。此处的商品既包括资本品等大宗商品，也包括近年广受资本追捧，以“姜你军”“蒜你狠”为代表的普通消费品。其中，前者的金融化程度更高，受投机情绪和市场资金状况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出现资产泡沫。如前所述，过去四十年间推高投资品价格、造成资产泡沫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企业分红、回购等金融性支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反方向运动。而这组反方向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经济政策金融化、公司治理金融化、企业积累金融化以及大规模的商品金融化（包括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创立），无一例外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 为什么这些关键的、亲金融的制度转向都始于此一时期？习惯性的回答是日本（和西德）从那时起开始在全球市场威胁美国工业霸权，美国工业投资回报大幅下滑，金融业因此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向。但这种回答的缺点显而易见：来自苏联和欧洲一体化的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为什么上述下滑和转变并未提前发生？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的威胁解除，美国一度在ICT领域独领风骚，为什么没有出现相对于这些转变的反动（如去金融化，甚至反金融化）？显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加历史主义的考虑，需要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即长波角度加以分析。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一个经济长波逐步展开的核心是存在某种低成本、无限量供应的关键生产要素（通常来自材料与能源工业），其发展不仅会催生新的产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等长波“引擎”部门，还会与整个经济系统的诸多产品和工艺结合，使“老工业”长出“新形态”。前述一系列转变使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最大化，而实现转变的要害在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新的生产组织原则。这一过程以核心国家为起点，并在相关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向发展中的边缘国家扩散，整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导入期：关键生产要素技术大爆炸，引擎部门大发展。这些产业因此成为投资“风口”，大量金融资本涌入，直至其估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有关回报方式与周期的分歧日益尖锐。这一过程最终在金融资本的裹挟下走向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2）转折点：通过对制度框架的结构性调整克服市场失灵，重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受到引擎部门惯性吸引力的作用，导入期形成的金融泡沫即便破灭也不会自动流入其他产业，而改变这一局面只能借助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3）展开期：通过在更大范围内促进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再次耦合，关键生产要素将重塑各个产业部门和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并突出表现为广泛的效率提升。随着回报难度不断增加，金融资本会从实体经济中抽离出来，寻求发展中国家和重大新技术的投资机会。 图1展示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五次长波，其中前四次已完全展开，目前处于ICT长波之中。这一轮长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上一轮长波、基于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发展动力渐趋枯竭，苏联、日本、德国的挑战使美国这个核心国家的工业投资回报率急遽下降，金融资本逐步脱离美国的工业基础另觅出路，进而倒逼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与金融化有关的一系列关键制度转向：在技术层面，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渐成气候，以半导体（集成电路和显示元件）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一组引擎部门成为金融资本青睐的“风口”；在全球治理层面，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至关重要，它不仅为美元金融“去管制化”创造了条件，也为贫富分化和资产泡沫的全球化创造了条件。此后，在一个全球连通的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以美元为基本结算工具且日益金融化的国际贸易，使美国霸权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合日益紧密，进而严重伤害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近三十年的长波展开期使ICT在金融资本支持下迅速发展，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来自“引擎”部门的投资机会逐渐减少，以重大创新为标的、以技术机会为拉力的互联网泡沫最终在2000年破灭。但由于经济政策金融化的惯性，制度框架的结构性调整迟迟未能到位，金融资本逐渐与产业资本解耦，转而进入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推动的资产泡沫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次“双泡沫”（double bubbles）过程的阶段性后果。此后，全球层面的转型议题迁延日久，导致“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相同”。国内有关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日益深入的金融化和此次新冠疫情则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贫富分化、债务扩张、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等一系列危机的核心共性。 至此，我们基于长波的视角，可以梳理出形成过去四十多年金融化浪潮以及由此导致的近二十年三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逻辑框架（见图2）：整个过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潜力枯竭，这迫使决策者放松了金融管制以提振投资回报，金融资本得以去寻找新兴产业。此后，ICT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并在四十多年间吸聚大量金融资本。金融去管制还把大型公共基金等影子银行变成了机构投资者，导致微观上公司治理、盈余分配结构与积累方式的金融化。这引发了分红、回购等金融性支出的大幅增长，破坏了企业创新的财务承诺，埋下了债务危机的种子，同时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而由此引发的裁员破坏了企业创新的组织整合，导致就业危机与分配差距拉大，也使全球产能过剩与局部需求不足并存成为可能。受此影响，作为产业革命的核心国家，美国的实体经济出现显著的能力退化与空心化，金融部门则在流动性支撑下形成资产泡沫。二者之间的这种反方向运动，构成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积累与发生的底层逻辑。总之，美国在长波转折点上被路径锁定了。（孙喜 何西杰 李明）
(0)国家为解决危机所做出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承认国家陷入危机；主动承担责任，做出改变，而不是推卸责任，以受害者自居；划清界限，确认需要改变的国家特征，而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一无是处；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了解其他国家在面临与自己相似的问题时曾采用的成功解决问题的模型；保持耐心，理解失败乃成功之母，多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思考国家核心价值观中哪些部分依然适用，哪些部分已经过时；践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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