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所以繁荣富强，物产丰富，物价相对低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地大物博，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相对中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等国要大，土地相对集中，易于大规模开展农业机械化作业，减少荒地，使农产品产量较高，不仅满足了美国国内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
反观中国，土地分散，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家庭手中，难以进行大型机械化运作，加上农民进城务工导致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由此带来农产品生产力低下，农作物产量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粮食物价年年不断上涨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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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成都的乡村振兴案例，参与明月村建设的邓淙源总结，“三个不任性”很重要：权力不任性，在乡村建设的专业性问题上，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充分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农民不任性，诸如明月村向手工艺者出租农民房子时，统一规定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三档价格，由村集体统一签约流转，并以“修路不经过家门前”等软性方式约束农民坐地涨价的行为，才得以稳住引入村里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资本不任性。邓淙源说，资本力量非常强大，但讲求的是经济逻辑，可能会与村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理念产生冲突。而实际上，资本下乡后能否确保农村的耕地继续种植粮食？农村土地是否会走向房地产化？中国的制度设计该如何平衡好空间与约束之间的关系？诸多问题仍然尚待理清。 过去20年，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仅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初步尝试。我们看到，一些村镇的空间结构、产业形态发生了改头换面的变化，附着其上的乡土社会也和以往不同了。但未来，成都的城乡共生现象会如何演进？以2021年为坐标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后，中国的农村将走向何方？现在仍然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与落实得到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兴在各地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伴随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深入，一个崭新的城乡中国将逐步浮出水面。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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