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我们知道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而如GDP出现负增长，那从产出角度，要么是要素投入减少，要么利用程度差，要么产出效率降低，或者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在现象上。如果从需求角度，无非是需求规模萎缩，或者需求供给错配，或者其他因素导致需求被抑制或无法满足。可若一国GDP负增长，且债务呈正扩大，其便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经济状况肯定也每况日下，那么这个国家是否就离金融危机不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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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导致企业债务危机的机制分析。 金融化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体系各个层面的历史过程。其中，国民经济结构、大宗商品及企业收入构成的金融化往往更容易被发现，并被反映为统计指标。但这远非金融化进程的全貌，更不足以揭示深层次的微观过程。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微观层面企业金融化的三种具体表现形态，即公司治理金融化、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与积累方式金融化。 其中，公司治理金融化和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的制度诱因是经济政策的金融化，即美国政府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持续推进的金融领域的“去管制化”（金融自由化）。20世纪70年代，面对日本在全球市场上的挑战，美国工业部门的投资回报大幅萎缩，为解决前期扩张导致的债务问题，高风险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兴起：1973年，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垃圾债券，为垃圾债券市场注入了流动性；1978年修订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以及1982年的《佳恩-圣·杰曼法》促使金融管制不断放宽，进一步刺激了市场。 投资管制的彻底解除，使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权重与日俱增：1945~1965年，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票比例仅从7%上升到16%，但这一数字在1990年达到46%，1997年更达到57.3%。大型公司股票尤其受到青睐：早在1990年，机构投资者就掌握了美国市值前1000名的大型企业50%的股份，1995年这一数字超过57%。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大型企业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转变成资本所有权（私人投资者）、资本经营权暨企业所有权（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经营权（职业经理人）“三权分离”。这从根本上重构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平衡，导致了“公司治理金融化”：作为私人投资者的代理人，机构投资者要确保其收益，就要迫使企业“吐出自由现金流”用于分红和回购。因此，“股东价值最大化”逐渐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主导价值观，绝大多数经理人逐渐放弃了对生产与创新性投资的战略控制，企业盈余分配的主要方向从产业投资转向分红、回购等金融性支出，企业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顺理成章。表1就展示了美国企业金融性支出螺旋式上升（与金融危机周期高度同频共振）的历史进程。 在此期间，以“去管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政策金融化，不仅为宏观层面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创造了可能，也为公司治理和盈余分配结构的金融化埋下了种子；而企业金融性支出的扩张则为泛金融业的持续扩张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这一连串变化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企业债务的逐渐放大。金融性支出螺旋式上升的背后是企业债务的螺旋式上升（如表1）：1978~1998年间，美国垃圾债券的发行规模从最初约15亿美元上涨到1998年的1400亿美元以上。其二，分红和回购导致的财务压力改变了企业创新活动。虽然标普500企业现金支出中的研发占比一直在12%~14%之间，但企业研发的风险和时间偏好却大为改变：重大创新项目比率大幅下降，革命性产品大幅减少；通用电气这类能力退化的老牌工业企业和波音737Max这类问题产品越来越多。其三，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被严重扭曲。大规模回购压低了市盈率，使股价偏离企业基本面。据统计，1997~2000年和2015年至今两个债务周期中，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与企业回购规模高度正相关，而企业同期的税后利润则相对稳定。这意味着，美股长期繁荣的背后是日益庞大且脆弱的企业债务，一旦出现类似疫情这种剧烈冲击，企业增长和偿债预期遭破坏，资产泡沫破灭的危险就会陡然上升。孙喜 何西杰 李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0)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金融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动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增强系统观念，把握好短期与长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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