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节日”在我国越来越流行，有些年轻人热衷于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而我国一些流行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却越来越受到冷遇，无人问津。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多元、包容、海纳百川和兼容并蓄不等于好坏不分，丧失分辨和自净的能力，中国应摒弃和抵制外国的文化洋垃圾，建立与维护自身优秀的精神主权、文化主权、道德主权和文明主权。中华上下五千年海纳百川的优秀文化才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深入骨髓、学习的东西，这样也是为了避免外国文化的侵入和侵害。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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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0后，当年中国从日本引进的动漫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连日本的女性角色都是英气逼人，日本动漫铁血阳刚进步向上，充满了对未来的奋斗理想。 现在再看，日本的娱乐风向已经完全娘化了，就连战争，科幻类型的一样逃不过娘化，完全没有日本人骨子里的狼性了。 我们一定要抵制娱乐圈娘化年轻人，这是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
(0)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文化侵略非一朝一夕，已经旷日持久，美帝国主义通过娱乐界对于我国年青一代的娘炮改造，美利坚和平年代战略家布热津斯策划一方面强化了本土年青一代的坚毅刚强的雄性特点，另一方面通过娱乐界以达到“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效果，娱乐至上，娱乐误国而达到娱乐至死的目的，国人认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娱乐界除了大肆敛财，挥霍无度意外，就是为我国倾力打造出年青的娘炮一代，其余的大概没有体现出更多的社会价值，目前娱乐界给我国带来的哪些影响值得国人深思……
(0)哈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哈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哈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哈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 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地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地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 在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味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作者：殷海光）
(0)好文章，悲愤“那个愿用父母30年性命换他所谓偶像1年风光、辱骂老师的脑残粉，期盼老师今后文章里能有让更多人看到被“精神殖民”的例子，警醒世人对后代的教育要重新开始，中华儿女要有中华脊梁，不是身体上不缺微量元素、学习上英语过几级。喜欢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说的“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考试，那么第一堂课就考语文，考后就批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用考了”。
(0)现在，是汉奸买办文人，会道门文人，控制了中国。有人说：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要用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夜郎自大，闭门造车。 ” 你每天在教室里随地大小便，老师应该包容你吗？难道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教育你不可以在教室里面，随地大小便吗？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精神都不健全，他们需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包容。需要教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包容他们的错误做法，因为那样是纵容鼓励他们错上加错，那才是对他们更大的伤害。（来源：至道书社）
(0)西方伪史对中华民族毒害深远。中国知识界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卑。 明代以前，中华文明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高地和灯塔，中华民族也一直是一个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十七世纪初，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政教关系激烈博弈，逐渐走出蒙昧，走向世界。工商业资本主义力量日益强大，文化科技有了一定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字逐渐成熟。在中华文化巨人肩膀上站立起来的欧洲文明一开始就具有全新的视角，他们把“格物致知”、“格物穷理”落实到实践中而不是说教中。欧几里得几何学、对天地关系认知、更加精准的经纬线投影地图，以及精美的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等等，都给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带来极大的震动，发现“圣学”之外还有“神学”，对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为往圣继绝学”治学范式进行了初步反思，感叹在“中国古圣贤知识终结的地方，西方人才刚刚起步”。但是此时的中国文人并没有自卑，而是虚心地学习请教，他们对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穷理致用”的认识论有了全新的理解，相信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借鉴西方人的研究方法，一定有超过西人的文化建树。所以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纠正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很多错误，李之藻绘制了比欧洲地图更加精美准确的《坤舆万国全图》。 从万历帝、崇祯帝到顺治帝、康熙帝，都对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给予了极大支持。崇祯帝下诏让传教士帮助修改历法，康熙帝重用传教士带头学习“西学”，不仅跟汤若望、南怀仁学习几何学、天文学、历法知识，还仿照法国科学院创建了“蒙养斋算学馆”，恩赐算学家梅钰成、王兰生算学进士，授汤若望正一品、南怀仁正二品官衔。此时的西方学术也只是在抽象化、符号化、概念化、逻辑化方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科学体系还远未形成，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远不及中国“圣学”的博大精深。以至于罗马教廷颁布传教禁令后，康熙帝盛怒之下禁止传教，大学士们也愤愤不平，认为西方之学“不出圣学”、“西学中源”，没什么了不起，不学也罢。 清初知识界既缺乏徐光启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反思和学习西方科学的渴望，更缺乏王夫之一代的批判精神和重构中国学术与社会的勇气，跟随康熙帝对教皇和西方采取强硬态度，只看到传教士传授的知识、编著的书籍都是源于“中学”，却没看到西方学术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的本质区别。17世纪初西方世界从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成果出发，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全面狂飙突进，在200年时间内就搭建了完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科学发现、发明创造不尽其数，把人类文明推向了工业化时代。而中国文化界继续沿着传统学术范式阐释孔孟儒学，在战乱和帝王之怒中梦游了300年。当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国门，再次与中国“双向”交流的时候，泱泱5000年华夏除了资源、古董和市场，在科学文化领域再也没有值得西方学习的东西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枪洋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新一代传教士不须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或者赠送西洋巧物取悦于士大夫们，西方从中国出发，文化科技已走出很远，完全以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国知识界，那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赔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脑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国文化教育前台。他们对西方精心编造的伪史毫无察觉，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否认西学中源。他们大多是爱国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归罪于封建专制和孔孟之学，打起了“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这场运动走的太远，和明清学人相比，他们多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勇气和机会，却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认识不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和海盗文化属性。从“学习西方”转变为“皈依西方”，从批判孔孟儒学转变为放弃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丢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带路党”。（司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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