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人民群众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例如：卢永根一生学农、爱农、为农，全心全意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张富清战功赫赫，退伍后选择去湖北最偏远的乡村继续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但现实是残酷的，还有一大部分人拿着铁饭碗，却玩忽职守，并且疫情之下的社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所以，共绘网认为“为”人民服务不能停留在口号和表面上，而是要持之以恒勇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及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奋力谱写新篇章。您觉得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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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治理与基层党组织运作之间的融合。 生活是个人化的，生活治理必须直接地面对有差别的个人，这恰是中国社会治理传统中的重要命题。同时，这也是奉行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命题。这就意味着生活治理和党的建设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性过剩。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的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尤其在唐宋之变后得到了固化。但问题是，为什么在进入现代中国以后，这种传统的承继是由一个政党组织来完成的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基层政府或村社自治组织之外，还需要一个政党组织，需要它领导政府或村社组织？首先，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所以基层社区必然有党的组织。其次，因为共产党追求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社会组织模式，因此党的组织必须直插基层，并且建立领导权。这样的解释是很有力量的，但可能过于夸大了政党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有什么功能上的原因使得在基层需要一种像共产党这样运作的组织？ 中国的地方或基层政权组织至少由三种传统融合而成的：本土的郡县制传统、西方的公共政府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传统。每一种传统都可以独立地完成基层的治理。在这种融合的体系中，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出了特殊的功能。这里提出的一个解释是：传统的中国基层治理过程存在“政治性过剩”的现象，只有共产党的组织传统才最善于处理这个问题。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微观政治过程过于丰富和复杂，如果还抱着郡县制传统王权不下县的简约治理模式，或者采取西方的公共政府传统中的地方自治模式，其实都不够用。 这里对于“政治”的定义是人与人之间权力与势力的博弈过程，所谓政治性过剩即指这个过程的过于丰富和复杂，主要的表现就是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缺乏规范。为什么在基层治理中会发生政治性过剩呢？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十分简洁的分析框架。涉及治理体系如何处理人与事的共性和个性。 如果我们能够很充分地对人与事进行识别、分类，然后做出相应的规定，并能够执行这些规定，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治理模式，反之则不然。如果可以制度化地处理，这样的需求就可以通过行政化的或者法治化的过程来处理，否则只能通过商谈、博弈、交易等政治过程来处理。在中国的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有它需要处理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其中微妙的是，每个层次都只是个性化地对待必须本层次负责的问题，属于下级的问题，一般都倾向于从共性的角度来简化地看待，除非下级把这个问题“搞大”成了上级必须直接负责的问题。这种微妙性可以概括成：精细地对待本级的问题，简化地看待下级的问题。然而，下级在面对本级的差异性问题的时候，必须执行上级按照简化模式做出的决定。如此一来，社会中的差异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识别、分类和处理。基层组织本级制定规范的权威不够，上级提供的规范又经常是脱离实际的，这就导致基层治理中的规则多元化和模糊化。这种规范的不足不仅体现在事理上的冲突，更体现为人情上的不和谐。社区中的矛盾始终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还有无理也要搅三分的情况。纯粹事理上的冲突可以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人情上的不和谐就是一种政治性的问题，所以说形成了一种政治性过剩的状态。 能够承接这种政治性过剩的，必定是一个本身高度政治性的组织。即这个组织本来就以直接面对各种差异性尤其是人情的差异性为己任。其他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或者市场的方式也很重要，但它们比较适应的是有章可循或者有理可讲的领域。可以认为，与西方社会的社区公共权力的高度执行性不同，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作既是执行性的，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简约治理的放任和公共政治的自治应对不了过于复杂的微观政治情势。如果一定要采取过于简化的治理结构来应对政治性过剩的社会，结果只会导致社会势力的泛滥，以至基层政权灰色化。 生活治理的合理性出于中国人的活法，而基层治理中的党组织运作是现代性的产物。这是中国式的“日子”和“政治”之间的结合。普通中国人的日子就是一种复杂的政治。中国人过日子是在差序格局的营造中进行的，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可以看成一种势力框架。张宛丽曾经提出，中国人的地位身份观念其实类似于一种势力范围观念。最近徐勇等人提出一个“关系权”的概念，等于是“势力”这个词的翻版。张静曾提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把势力变成权力的过程，这意味着华人要根本改变自己的活法。在这种活法的发源地，这种改变非常缓慢。由于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本身的政治性发达，使得来自系统整体的政治性过剩有了一个天然的去处。（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
(0)忙分三种，第一种是社会有需求、群众有呼声，该办的事必须紧抓快干办好，否则就会影响群众切身利益，这是真忙。 第二种是领导有要求、面子有需要，不抓不管就没法对上交代，于是挖空心思，变着花样讨好上级，迎合上意。 第三种是自己让自己很忙，不折腾点事出来就没有存在感，没有地位，也没有经费，本着有庙必有僧，有僧必念经的原则，想方设法折腾点事出来，再把小事搞大、简单事搞复杂。 各种忙叠加起来，也闹不清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反正一级应付一级，一级糊弄一级，把眼前对付过去再说，从而造成一种局面，上面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材料，下面填不完的表、跑不断的腿，整个体制看起来很忙碌很勤奋，实际效率有多高，付出与产出是否成正比则无暇关心。 1850年，40岁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在奏折中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 二，曰敷衍，曰颟顸。” 京官怕承担责任，总是在文字表述上斤斤计较，动不动就请旨打报告，矛盾上交，不肯为朝廷分忧，而那些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则擅长敷衍了事、粉饰太平，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担当作为。 由此看来，只要存在一样的内在机理和权力逻辑，任何时代都会产生同样的病灶。作者 | 梳子姐
(1)不是想躺平，真的是干多了错多，不干的没错，还讨领导欢心；现在的某某教育活动一个接一个，还要写学习笔记，建立问题台帐，撰写心得体会、如何解放思想，服务群众的研讨材料……搞的都没时间静心研究本职工作[捂脸][捂脸][捂脸][捂脸]
(0)在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后，毛泽东从这个中文首译本中原原本本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一：“为人类求解放”，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于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为人民服务”确立成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宗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为人民服务的继续和深化。为了这个初心和宗旨，无数共产党人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比如女共产党员江竹筠虽受尽敌人的酷刑但绝不投降，因为她是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正义的事业，她愿意舍生忘死。再比如三位红军女战士在长征途中，宁愿自己受冻，也要给群众留下半条被子。用当事人徐解秀的话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用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时的话说，就是因为她们明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在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时候，必须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作者：许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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