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人们需要维护秩序和规则，以确保公共安全和保护公共资源。但同时，也需要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例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等。
如何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毕竟在公共场所，人们需要遵守各种规定和规章制度，以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但是，这些规定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例如：不能随意摆摊、吸烟或携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个人的自由可能会与他人的权益发生冲突。又例如，有的孩子在公共场所嬉戏喧哗，可能会干扰到其他人的休息或工作。个人的自由可能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再例如，有人可能会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或破坏公物，这可能会对公共环境造成危害......所以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体现了每个地球公民的素质水平，您说是不是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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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 我认为，人文精神的精髓和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人类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需求，两者固然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偏废，但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对衣食不继的人来说，解决生存问题自然是当务之急。但即使对挣扎在饥饿线或死亡线上的人，也不能无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格尊严。 以人为本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推己及人。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对自己讲人文精神，对别人也要讲人文精神。关心人，但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未必就能施于人，还得看别人是否需要，是否愿意。 以人为本，看来十分简单明白，不过遇到实际问题时，一些人的想法和做法往往与这一原则相悖，包括一些自以为很有人文精神或很文明的人。
(0)为什么现在不讲文明，不讲道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就是在这些势力所谓“务实”观念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的。我们试想一下，在几十年前，有插队的么？即使有，也会被群众一齐指责，从而阻止这种行为；几十年前，有欠钱不还的么？即使自己无力还债，也会教育自己的妻子和子孙牢记这笔债务，一旦有了能力就会主动还债；几十年前，会出现一些有钱人仗势欺人的现象么？肯定没有，如果哪个人敢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会被群众的道德力量所淹没。 而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有的人总是责怪别人没有文化，素质不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知识面更广了，受教育程度更高了，但是我们能说人们的素质上升了么？好像不是吧，在我看来，不仅没有上升，还严重下降了。现在社会上随意插队的人到处都是，还认为是自己得到了好处；欠债不还的老赖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为自己能够早日转移自己的财产，成功逃避债务而暗自窃喜；而一些仗着自己有点钱，有点权欺负弱势群体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我相信大家从我们身边，从网络上，从新闻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两相对比一下，相对于几十年前，很多人的知识储备多了，文化水平是提高了，但是他们的素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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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 美国学者科迪维拉的著作则干脆以《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为标题。这一理论视角值得借鉴。 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 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刘志军案”、“丁书苗案”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主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 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正如美国著名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所说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 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 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 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 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文/包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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