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出现资本萌芽和进而开辟新航路时，资本主义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当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强大时，他们掀起了一场场间接或直接的政治与思想运动，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教权和王权，建立了民主制。
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进入现代社会，尤其在如今全球化成熟阶段，资本主义显而易见是在走下坡路的，当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病毒的袭击，资本主义的优势性越来越小，反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崭露头角。在新冠肺炎侵袭的时候，中国雷神山、火神山拔地而起，呼吸机、口罩迅速生产，这都依赖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力量的集中调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除军队外，各行各业都私有化，无法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相比拟，故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建设世界公共产品的国家资本主义略胜一筹。其实这可从中国正在帮助许多国家建设高铁等基础设施，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略见一斑。对此，您认为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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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晚年到底是如何来看待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的呢？ 我们知道，斯密在《国富论》初版中乐观地认为，只要商业活动能够自由展开，则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会随之改善，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内生于经济自由之中。但是，当斯密看到，商人阶级随着商业进步、财富扩大而表现得日益张狂，出现了道德情感败坏的趋势时，他开始对自然自由的简易体系能够形成一种良善德性这一点产生越来越大的疑虑。相反，斯密似乎越来越形成某种商业社会内生性地产生腐败的观点，对自由经济体系可以自发消除类似于重商主义的种种弊端的信心开始动摇。所以，在《国富论》中（尤其是1783年修订第三版以后），斯密集中关注的是商人利益带来的道德情感腐败。如果说在此前，斯密担忧的商业社会的危险是劳动分工导致的劳动者身心的片面化和新的愚昧，那么在这个阶段，他似乎感到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商人群体道德情感的腐败才是真正的危险。 斯密认识到，得益于商业自由体系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其财富扩张导致的情感败坏反过来日益阻碍商业的自由。这样一来，斯密对早年（《道德情操论》初版及随后的一段时间）立足于同情共感的相互作用原理的“自然自由”“顺应自然的即为好的体系”的信念开始动摇，对它的评价已经发生了某种逆转。对同情共感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能够自发内生出财富进步与德性完善的信心所发生的动摇，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道德情操论》初版理论局限性的自觉，应该是斯密对《道德情操论》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修改的主要理由。 斯密在晚年似乎还面临《国富论》第三版理论中对自由商人的批判和《国富论》初版理论中对重商主义体制批判之间所存在的基本哲学理念上的裂痕。他似乎想要利用余生的最后时光勉力建构一个能够较好地弥补两者裂痕的完整的道德理论。这也许是斯密修订《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另一个原因。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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