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不是民众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嘲笑民众的落后。”当精英不杞人忧天时，这个民族、国家的思维还没有进入到哲学层次。
一直以来，各行各业、乃至国家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着力培养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部分高素质、高科技人才热衷移民潮，从生他养他的沃土移民到陌生的海外国度，也许是为了孩子获得自由式教育，也许是骨子里仰望西方人的高贵，还有绝大部分精英缺乏社会敏感度，不关注国家大事，缺乏思考力......
当这些精英人士都不再心系国家，反过来嘲笑民众，站在民众的肩膀上胡乱点评，那么，国家的发展也就停滞了，国家走向未来的希望也荡然无存。对此，您觉得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从1759年《道德情操论》第一版，到1790年修订出版第六版，中间经历了31年时间。斯密在这31年里，经历了英国产业革命狂飙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的工商业有了极大的腾飞，新的社会观念、社会结构开始成型，企业家阶级整体登上历史舞台。对这个新阶层的品行和言行，想必斯密是高度重视和关注的。毕竟，早年斯密对商业社会所抱有的休谟式的乐观主义，使他更多着眼于对人性的信任。然而，英国的商业社会经过30年左右的迅速崛起，表现出了早年斯密没有观察到也始料未及的另外一种面向，即原先他曾寄予厚望的人类基于天性的道德情感，如此易受日益增长的财富的侵蚀。察觉到这一点的斯密意识到仅仅凭借自然自由的经济体系未必能够实现好社会和人类幸福的目标。这或许是斯密开始调整早年那种休谟式商业社会进步论的重要历史背景。他改变了自己的财富观以及对财富具有积极社会功能的正面评价，在临死之前，他已经确认财富的集中无论是对于道德还是对于经济都是有害的。这个认识与他一向以来所主张的“看不见的手”分配正义自然逻辑合理性的观点真是大相径庭。离开人世前的斯密似乎更加担心另外一种逻辑过程的发生：人类对快乐的同情共感天然地强于悲伤的天性→爱慕浮华和虚荣→追求财富和地位→背弃德性和道德情感败坏。 斯密在修订《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时候，一定发现了他的道德哲学体系内部存在的这种分裂，他全力以赴地工作，旨在修补人类同情共感机制、自然自由体系与道德情感之间的裂痕。而如果不能为基于同情共感合宜性的社会交往伦理学指派一个德性内涵和基础，则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会被自身现有的内在逻辑毁坏。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不得不引进斯多亚主义伦理学的元素，试图将斯多亚的完美德性论与旁观者同情共感的合宜性论进行对接，试图由此来实现合宜性理论的德性化。其具体的阐述方式就是将斯多亚贤人模型所体现的完美德性原理注入公正旁观者的体内。所以，我们在第六版也就看到了一个超越了情境合宜性和道德相对主义的、认识自然逻各斯的理性旁观者形象，这是“最完美合宜性”的体现者。这个新的旁观者概念不再是初版那个附着在生活世界的行动者身上，或者介于多位行动者之间的作为独立第三方秉公裁决的想象的旁观者，这个初版的旁观者所具有的主要品质是公正、中立，掌握充分的信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是在第六版第六卷中，斯密赋予了旁观者多方面高尚的德性，比如“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高尚的顺从”“坚定的自制”“普遍的仁爱”等，具有“圣人般的超凡脱俗的资质”。很明显，在斯密心中具备全部德性、能够识别一切具体对象和事情、遵从自然或造物主所制定的法律和指示、作为最完美合宜性体现者的半人半神的存在身上，有着斯多亚贤人的影子。这个理想的“旁观者”，被斯密赋予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任务，那就是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去治理国家。 斯密对通过人类天性自发实现道德生活的可能性日益丧失信心，归根到底还是他对现实社会变化的某种内在趋势的敏锐反应。商业社会兴起尤其是产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经济的急速成长和财富剧烈集中的过程，暴富起来的商人阶级表现出了多方面的道德缺陷，炫耀财富、爱慕虚荣、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通过缔结价格协议等不正当手段对他人和公共利益进行肆无忌惮的侵害。这些问题都是斯密在写作《道德情操论》初版的18世纪50年代尚未充分暴露的。被休谟和斯密看作新社会希望的商人阶级逐渐变得唯利是图，缺乏公共精神和道德上的担当，这是始料未及的。休谟已死，眼不见为净，可斯密难免失望之至。他对作为自然自由体系核心观点的加尔文主义“神意的欺骗”的正确性产生了深刻怀疑，与此相反，他日益对斯多亚哲学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好感，也就很好理解。 斯密从早年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到具有某种建构倾向的德性主义者的转向值得关注。暂且不论这个转变是否意味着斯密动摇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他从政治家的德性和行动中寻求新社会建设的出路，一向以斯密的思想为圭臬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可能会难以接受。如果斯密只是把“贤明有德的人”作为暴发起来的商人阶级个人自我道德修养的榜样，这无可厚非，而如果要由某种具有美德的政治家来施行德政以便构建善好社会，则对自由放任主义基本理念的冲击可就太大了。 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年第3期，注和文献略）
(0)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亦难调众口之味。 一篇小小的文章，很难做到多方周全，面面俱到，受到批评，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 昨天，有位读者留言批评说，“故意迎合底层，体现不出啥深度来，顶多带来一些情绪共鸣，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真正理性、深度分析。” 多深才算深，多高才算高，关键看基准点在哪里。 白居易写诗的基准点是邻家老婆婆，如果不识字的老婆婆能听懂，这诗就算写成功了。 舞文弄墨，写点小文章迎合底层，理应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若不迎合底层，难道腆着脸，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地去吹捧上层吗？ 有的人本身自己就是奴隶，却喜欢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思考大局，这就没办法了。 底层所对应的可以叫高层或者上层，也可以称精英，两个群体之间是相互依存而生的，没有低哪有高，没有下哪有上，没有平凡衬托不出高贵，底层是恒久不变的社会基本面，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小民才有这一世繁华，才让很多人活出体面的模样。 所谓底层，其实是物质层面的划分，在尊严和权利方面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站在文化和道德高地的并不是最有权、最有钱的那群人。 因此，所谓的“底层”一点都不低于人，不要以为他们就懦弱可欺，可以被忽略不问，相反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底层是常识的红线，是创造力的源泉，是伟大担当的起点。 谈起改革开放，就不能不提小岗村的18位村民，为了吃饱饭不挨饿，悄悄把地分到各家各户，并摁手印签下生死协议，如果出事失败一定把他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如此视死如归的精神仅仅是为了回归农业生产的基本常识。 当我们沉浸于各种创新的名词和概念而洋洋自得时，仔细品味后会发现，所谓的突破不过是拧巴于自我设置的障碍，所谓的进步不过是在一点点回归早就通行的常识罢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代价并最早回归常识的恰是如蝼蚁般的底层。 这又让人想起一年前艰难摘下口罩的全过程，作出抗争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不正是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底层人吗？ 底层声音难免会有偏颇之处，然而只有他们最接近本质、最反映现实，因为这个层面的人就站在风雨之中，能够切身感受苦累冷暖，真真假假，是非善恶。 所以，底层的声音和情绪是最强烈的信号，最值得关注重视，为底层发声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是媒体传播最起码的良知，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高度自觉。 回过头看，我们每个普通人不都是底层中的一员吗？如果连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都搞不清楚，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则实在是愚不可及，冥顽难交。 迎合即为尊重，迎合底层并不丢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大道是庶民的大道，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句话出自顾炎武笔下。 立身匹夫之贱，站稳底层立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作为普通人孜孜不可负的使命。作者 | 梳子姐
(0)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简单地说，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目标是否相吻合？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新闻媒体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肯定回答，诚实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励。 否则，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看法，道德对罗马共和国兴起和罗马帝国衰亡都至关重要。在兴盛的罗马共和时代，“荣誉，还有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而在衰落的罗马帝国晚期，“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不是谁的才德更为出众，而是谁更沉溺于无聊的奢靡”。吉本认为，道德溃败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后世应当引以为戒！ 市场经济固然会影响一国的道德状况，但其影响未必就是负面的。相反，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与美德共存。与市场相比，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对道德风尚的影响更大。一个社会倘若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溃败，与其说是市场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文/包刚升
(0)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