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通胀高烧不退,需求严重下滑,生产萎靡不振。七月份美国的PMI只有46.4,八月份欧盟PMI只有47。我们能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每隔十几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会爆发经济危机。
而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一些西方国家在法律、人权等领域对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这种现象不止一次发生。毕竟美国惯以“市场经济捍卫者”自居,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现实中却奉行“美国优先”,漠视市场经济规则,随意挥舞关税大棒、为自由贸易设障,给外来投资筑墙、扰乱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经济的“麻烦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市场经济以规则为准绳,而美国却打着“规则”“秩序”的幌子,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滥用贸易保护工具,挑起贸易摩擦,不仅新兴经济体,就连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友也成为美方打压对象......
话说回来,实际上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双标”,当市场经济出现大萧条失控时,一样会采取计划经济手段即由政府的一只手来干预( 非市场化行为 ),并非放任不管,任其发展 。对此,您有何看法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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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学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做好的地方。当然,这和宏观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有关——宏观经济学习惯把制度设定为外生给定的,而这正是中国需要解释的东西。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需要打破制度的黑箱,发展宏观-政治经济学,这样很可能有所创新。(作者姚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若要理解其中的逻辑,必须了解一个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什么? 以汽车的生产为例。汽车从生产到最终被消费者购买,有许多环节。 每个环节都会产生利润,从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生产商、整车品牌,最终到经销商和广告公司,甚至各类汽车博主。 老板们拿到手的利润会做什么?有三种情况: 第一,投资雇佣更多人或购置更多设备来继续生产。第二,消费享受生活,购买各种物品。第三,储蓄。 如果所有老板在第一天赚钱,第二天全部投资或消费,同时所有员工也如此。 第一天发放工资后,第二天必须花出去,否则到午夜12点,银行将直接冻结资金。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 理论上无论全世界生产多少商品,都可以卖得出去。 因为商品售价=利润+成本,而成本=工资+其他成本,其他成本本质上仍然是商品。 也就是说,只要将所有利润加上所有工资,全部花光就能购买所有商品。 但现实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无论经济状况好坏,月光族虽有,但很多普通人也有储蓄的习惯。尤其是有钱的老板,无论投资多少、消费多少,都要留下一部分资金储蓄。 超级富豪更是如此,一年赚十亿,可能只会花掉一千万。这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仅靠一部分利润和一部分工资永远无法完全销售,总会有滞销的商品。老板就会裁员,工人们没有钱可以消费,经济就会萎靡。 这就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机制,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希望囤积越来越多的购买力。
昨天,有位读者在问,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是生产过剩还是贫富悬殊? 在他看来,当钱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时,富人会去扩大生产赚取更多的钱,这时生产的商品就会过多,而普通人没钱消费这么多商品,因此生产过剩,所以经济危机就发生了,这样看,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生产过剩。 然后换一种思路,为什么生产过剩呢?不就是因为钱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富人有钱后没事干,于是就投资生产商品了,然后生产的东西过多才造成经济危机,最后他的结论便是:这两个说法本质上是一个回事,即经济危机的发生既是生产过剩也是贫富悬殊引起的。 在笔者看来: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因为生产过剩也不是因为贫富悬殊。 经济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机制,它并非只由一个原因引起,而是多个因素的交杂混合所引起的。 生产过剩和贫富悬殊都是一个表面现象,而且是不同的表面现象,生产过剩是供给与需求失衡的表现,贫富悬殊是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表现,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两者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经济基本制度无法适应和匹配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 具体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和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不相匹配,从而导致各种经济问题的出现,其中就包括经济危机。 具体可以用以下三个链条来解释: 产权制度不适应→导致私有制扩大,私有资本不受节制→私人资本垄断、个体贫富差距扩大→企业继续扩大投资、社会总供给增加,社会总需求被抑制,企业生产过剩→企业卖不出产品,还不上银行贷款→企业相继裁员和破产,银行相继破产,居民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下降,社会总需求进一步被遏制,进入经济发展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越来越萧条(也就是发生经济危机) 收入分配制度不适应→私人资本垄断、个体贫富差距扩大→企业继续扩大投资、社会总供给增加,社会总需求被抑制,企业生产过剩→企业卖不出产品,还不上银行贷款→企业相继裁员和破产,银行相继破产,居民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下降,社会总需求进一步被遏制,进入经济发展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越来越萧条(也就是发生经济危机) 资源配置无效或者效率低下→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匹配,即出现供过于求或者供不应求→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或者通货紧缩,企业投资下降,居民失业率升高和收入下降→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林清银
近期与体制内的朋友交流当前的经济问题,我很纳闷的地方在于,目前为何没有出台更加有效和有力的政策,给人一种还在等待和观望的感觉。 朋友们说现在的态度立场,一方面还是在权衡政策出台的利弊,也担心一些刺激政策出来后留下更多后遗症,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新的理念,那就是当前的经济增长降速,也是从传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增长切换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我们这样的人鼠目寸光,没有大局观,只能根据身边的所闻所见和感受体验认为,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靠,经济压力尚未有效缓解。因此实在乐观不起来,对于这种等待和观察的政策立场属实比较焦虑,难免肤浅地认为,还是应该抓紧出台措施加快经济复苏,防止出现更大的经济困难。 因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经济运行态势,才能留出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时间和空间;只有形成稳定向上的群众预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撑条件。 制定政策存在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策作为有形之手,始终都是有两面性的,从来不会有完美无缺的政策。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是一种利弊权衡,只要利大于弊,只要有助于及时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可以考虑积极推行。任何政策也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需要随着时间调整优化的,所以制定政策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贻误战机。 我们经济发展现在的最大问题,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这个问题不是靠市场自我调整和靠时间推移,能够实现自发修复的,反而是需要采取改革和调整的有力措施,才能够得到优化。否则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固化和深入,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桎梏。 经济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用赘述。个人觉得,为了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现在需要采取一些积极的举措,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我在这里只是把自己的体会和建议写下来,作为自我学习和自我反思之用,各位看官完全不用在意我的胡言乱语。 亚当特烦恼
经济学谣言:财富、市场的本质,以及企业家、政府、工人三者间的关系,本来是可以被社会科学解释的事实,但因为被强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与个人情感,因而成为“注射式洗脑”的重灾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见得最多的三种“注射式洗脑”: 1. 为什么企业家、资本家支持自由市场,而全世界的政府却反对? 2. 为什么资本家喜欢剥削工人? 3.为什么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 这三个“问题”问得多了,紧跟在“为什么”后面的“事实”,就成了“常识”。但实质上,这些“事实”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相如《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所说: “市场”是自有人类社会始,就一直存在的一种协作方式,并不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人为设计的结果。只不过到了近代,“资本”在推动市场自由竞争方面一度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但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是: 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创新的涌现,让政府、企业家、资本家、工人都从中普遍受益; 但另一方面,市场也培育了摧毁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形成的寡头、竞争中失败的企业家和资本家、被市场淘汰的失业者,当这些力量足够强大时,就会裹挟政府一起反对市场。因此,“注射式洗脑”对应的真相是: 1. 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企业家、资本家、工人、政府,在不同阶段,不同群体(即便同一个群体,内部也是分化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严重分化的。 2.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有对立,但更多时候表现为一体。 3.如果用“资本主义”代表自由市场,是不会灭亡的,因为自由市场是一只永远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手。 可见,不是所有的“为什么”都是好问题,识别经济学领域的“注射式洗脑”,需要的是真洞察。 类似以上两种“注射式洗脑”,还常常出现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领域,让人防不胜防。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还有学者强调应该区分政府对市场的正常规范行为和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分割行为,二者有本质差别而不可混淆。比如,当一些地区的商品、服务及要素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野蛮生长,政府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规制、限制甚至是关闭,从而实现市场及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这显然不属于对统一大市场的阻碍或分割行为,因为政府通过制度进行监管,旨在营造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又如,政府基于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和实现社会目标的需要,对某些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或幼稚产业等行使保护性支持政策如补贴或资助等,也不属于政府干预市场或分割统一大市场的行为;基于同样目的,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实行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也不属于限制或分割统一大市场的行为;基于公共服务和国家职能的需求,政府对某些特定企业开展授权经营甚至形成垄断经营,也不应当属于限制统一大市场的行为。另外,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开展的对资本无序发展的治理,也不能视为干预金融资本市场的行为,而应视作为规避金融市场脱离正常发展轨道、提升金融市场的统一性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当然,如此评价的前提是,政府应当进行公开透明的操作,避免产生非中性竞争。 除以上提及的若干市场现象外,学者们对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统一大市场这一点已有共识。多数人根据仍具差异的自定概念和测度指标,大致取得一致的认识,认为我国现实中的市场体系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隔离与分割,即可以大致定义为存在一定程度分割的市场[2]。这也正是近几年提出要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客观基础,同时说明我国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迫切需求和重大意义。 总之,关于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和特征还可以并且应当继续深入讨论。我国当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提出对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迫切需求,只有找到影响统一大市场建立的主要障碍,明确统一大市场建设所需的主要条件,提供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性供给,才能推进统一大市场逐步形成。陈宗胜,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马锦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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