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是“富翁”还是“负翁”，是一个人的“身家”，一张完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则显示了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家底”。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已的“身家”，也应该多多关注国家的“家底”。
我们知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它展示了国家在某一特定时点的资产和负债等状况。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四个经济部门的子表，这些子表分别反映了各个经济部门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债务状况、金融风险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国家资产负债表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政府可以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大家应经常聚焦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土地和资源相对固定；资产、资金、负债、GDP、财政收入、税收、盈余或赤字及人口为变量（变数）；而生产力（制造力）、流动力（周转率）、科技力（研发创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服务力（速动比率）、保障力、偿债力（负债率）、支撑力、推动力与信心力等创造价值与社会财富......请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吧！关注各项宏观数据和经济政策，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与添砖加瓦！对此，“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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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谈谈中国。你创造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词，这使你在过去两三年里在中国非常出名。因为人们看到了中国今天和当时的日本之间的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你认为它们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和区别呢？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是的。我认为人们看到了相似之处，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了。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人们意识到他们追逐的是我所说的“错误的资产价格，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这与34年前的日本情况完全相同。如果人们不再认为价格会继续上涨，甚至可能下跌，那么由于你的负债，你就不会想借太多钱。资产价格会下降，但当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时，即使个体上，人们做的是正确的决定，整体上经济可能会遭受重创。一旦大范围内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许多人将通过偿还债务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即使是在零利率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会借钱。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也就是即使在零利率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在储蓄，很少有人借贷。一旦进入这种情况，经济就可能开始迅速走弱。日本花了20年才走出了这一泥潭。美国大萧条后发生的也是这种情况，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崩盘，所有人都同时开始修复资产负债表。没有人借钱，美国在短短四年内失去了46%的国内生产总值。当处于这种情况时，你无法让私营部门“借钱”，因为他们都在做正确的事情，偿还债务。因此，如果你无法支配私营部门，改变他们的行为，政府就必须介入，承担借钱并支出的角色。 第一财经：那中国和当时的日本区别在哪里？辜朝明：区别在于包括你在内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这是中国与34年前的日本相比拥有的巨大优势。如果政府采取行动，认识到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政府是最后的借款人和支出者，以维持经济运行，那么普通民众可能永远不会感受到资产负债表衰退，因为经济将得到维持。这在34年前的日本并非如此。 第一财经：所以你的意思是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吗？辜朝明：我确实听说人们不再借钱了。一些人开始偿还债务。这可能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比34年前日本发生的情况要少。相对于34年前的日本，中国不利的一部分是，日本的泡沫实际上只是一个泡沫。但中国的情况是，房地产业多年来一直呈现出巨大的繁荣，现在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而现在房地产业急剧下滑，正在迅速萎缩，这将直接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与日本只是一个资产负债表问题相比，中国可能资产负债表问题比较小，但房地产问题比较大。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政府也许构成相当大的挑战。第一财经：你提到“资产负债表衰退”通常发生在泡沫破裂之后。不过这一次，中国是有意刺破了房地产泡沫，这意味着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那么，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正确呢？辜朝明：事后我们会知道，正确的做法是永远不要让泡沫发生，因为日本的泡沫也是政府刺破的。但是泡沫一旦破裂，我们从未想过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20年的时间。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一点，我相信日本政府除了刺破泡沫之外，还会采取非常多不同的政策。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导致经济衰退的问题，并非常谨慎地选择投资哪些公共工程项目，因为这不是一个一两年的问题，可能会持续五到七年。因此，如果将持续那么长时间，最好选择好的项目，这样五到七年后，这些项目将真正帮助中国经济。 第一财经：我认为你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的建议非常简单明了，就是让政府介入来借钱支出。从这个角度说，您觉得我们政府做的足够吗？辜朝明：这完全取决于私营部门的反应。如果私营部门真的在储蓄，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的10%，而公司并没有借那么多钱，那么政府就必须借债来填补剩余部分，以维持经济运行。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至2.4%的事实表明，储蓄相对于借款过多。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看看债券市场。如果债券市场告诉你，每个人都在购买政府债券，因为私营部门没有借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借钱。第一财经：另一个观点是，如果政府支出得晚，那么它可能必须花更多的钱。辜朝明：对，越早越好。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经济）可能最终会陷入900、810、730这种螺旋下降，你不想陷入这种情况，所以越早越好。
(0)不良资产处置。债务出清周期是不良资产处置的牛市，但它不是人人都能参与的牛市。 每个国家的文化、债务特征、破产法案及相应的司法制度不同，债务出清的速度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资产出售、债务重整、破产清算，这三大细分市场的热度与风险有差异。 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家庭部门的债务基本上按照市场原则“暴力”出清。美国个人破产法成熟，很多家庭次贷违约后迅速进入破产程序。房地美、房利美、贝尔斯登等大型金融机构获得了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借助，进行债务重整。所以，在这轮债务出清中，家庭和中小企业侧重于破产清算，大型企业侧重于债务重整。 1990年泡沫危机后，日本不少企业破产，但日本企业债务出清速度要比美国慢。不少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被击穿，他们选择隐匿资产缩水的情况，通过变卖资产，计提利润，坚持还贷款，避免银行重新评估资产，导致东窗事发，被挤兑而破产。当时，不少日本企业财务造假。所以，在这轮债务出清中，日本的资产出售市场更火热。 日本家电、电子企业纷纷出售终端业务，其中不少被中国企业买下。海尔收购三洋在东南亚的白电业务，联想收购了日本电气的PC业务，长虹收购了三洋电视业务，海信收购了夏普墨西哥工厂和美洲除巴西以外的电视品牌授权，创维收购了东芝生活电器业务，美的收购了东芝家电业务。 再看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 当前处于过度借债阶段，地方政府债务100万亿左右（40万亿显性债、50多万亿城投债）、家庭部门债务77万亿（房贷38万亿）、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150万亿元（剔除城投债），三项合计超过300万亿的债务，是不良资产处置的巨大潜在市场。 其中，房地产债务是不良资产处置的“重头戏”。房地产有息债务一共53万亿，剔除38万亿房贷，剩下15万亿左右的开发商银行贷款。但银行贷款只是开发商债务的冰山一角，大头是交楼和合约负债。 当前，不良资产业务主要瞄准那些正在陷入流动性麻烦的开发商，一些房地产企业以及相关的企业在等钱续命。在这个市场中，有人在找钱、有人在找人、有人在找项目，一些金融机构去中东找金主，试图引入中东财团抄底国内资产。最近，万达的核心资产大连新达盟商管公司被5家投资机构联合收购，万达商管集团在此交易中获得600亿元的流动性，代价是付出了60%的股权。参与收购的5家投资机构中，有美资背景的Ares Management、亚洲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太盟投资、中国央企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资本，还有中东财团——阿联酋财政部控股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可以预测的是，未来十年内，中国相当大一笔资产将易主，不少私人资产将被实力雄厚的中资财团、外资财团收购，富有阶层的资产所有权格局将有所改变。 不过，中国这轮债务出清的效率不足。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走向不确定，价格调节债务出清还任重道远，今年地方政府可能默许开发商更大力度降价卖房子，加速资产出售和销售回款；另一方面中国破产法案以及相应的司法程序不完善，同时顾虑社会风险，司法推进债务重组或破产的行动缓慢。未来，资产出售市场将不断扩大，机会最大，风险也大；债务重整市场，操作难度大；破产清算市场规模较小，相对鸡肋。 债务出清的效率不足和不确定性会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的风险。一些企业可能错过债务出清的窗口期，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资不抵债，最终陷入实质性破产但司法程序上又难以破产的地步。而一些接盘的企业也可能低估了各种不确定，被卷入债务“纠缠”中难以自拔。与大众消费市场、老龄化和养老市场不同，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在债达峰后，在债务出清但不顺畅的时代，抄底中国资产吃的是资源饭，既是技术活，更是关系活。这是“人精”才能干的事。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0)鉴于2024年经济领域新词越来越多，怕大家理解错了，有必要做一个翻译: 1.负增长=下降；企稳=尚不稳。 2.回升向好=有止跌趋势；回调=减少。 3.放缓=下降趋势增大。 4.基本面=总体中表现较好的那一部分； 承压=临近崩盘。 5.长期向好=当下很差。 6.趋势不变=希望你们都带着美好的期待。 7.有韧性=长期徘徊不前。 8.房子烂在你手里=软着陆； 烂在地产商手里=硬着陆。（转）
(0)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要持续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做大蛋糕”创造更高效率；又要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分好蛋糕”维护社会公平。（作者：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1)尽管资产负债表衰退对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及其后的经济萎缩螺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盲目地将其应用于解释当前中国短期经济下行显然是不适合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期政府、企业、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失衡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外部冲击的内在传导，而不是部门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结果。这种外生冲击，既包括世界经济萎缩造成的市场规模扩张进程受阻，也包括美中经济、政策分化引发的资产价格波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加剧，还包括中国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而这些外生冲击向内传导则是通过中国特有的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渠道的金融系统制度安排。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金融系统配合经济增长，一方面要提供必要充足的资本要素支撑；另一方面要审慎应对中国特有的投资和债务扩张冲动并识别优质企业。而由此衍生的金融制度，无论贷款的抵质押制度，还是配合资产负债表的其他财务和经营指标的选择，以及隐性的歧视性政策等，都带有明显的信用紧缩特征。因此，应该将政策锚定在金融系统制度、业务创新，有效应对外生冲击和寻求新的债务扩张机制上，以促进各部门能够实现有效的债务扩张，积极构筑良好的外部环境，稳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盘。杨新铭等
(0)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创新来提升生产力的质量和效率。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加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源整合、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关注数据和科技要素的强化以及经济和区域的协调发展等趋势和目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总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开启科技认知
(0)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积累了超大规模的存量财富。据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心统计，2019年我国财富总规模已经达到675.5万亿元，是当年GDP的6.85倍，是当年出口总额的39.20倍。这些财富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不动产，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以经营性企业为代表的经营性资产，还有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等。相比进出口来讲，引起资产价格波动的外部冲击，如汇率、利率和税率波动对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以及家庭、企业、政府为应对所持有的资产估值变化而被动调整资产负债表所造成的经济影响，逐渐比对进出口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大。然而，当前的金融和财政体系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建立的，其所锚定的政策目标是货物和服务生产的规模扩张，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政策准备不足。近期房地产企业出现的债务违约，就是因为美国持续加息和人民币贬值导致中资企业海外融资成本上升，进而引起资产负债表失衡，难以继续进行海外融资的结果。因此，在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协调内外宏观经济政策，避免在重塑经贸关系的过程中引起资产价格波动，而造成连锁反应。具体来看，要尽可能保持汇率稳定，摒除汇率低估会扩张出口的传统思维，稳定资本项下有序流动。为此，要继续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要加强汇率管理，合理运用外汇储备、外汇市场干预、宏观审慎管理等手段，防止汇率过度波动，维护汇率相对稳定。同时，活跃资本市场有助于居民优化资产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增加社保长期资金的投资收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为此，要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优化居民的资产配置，提升经济金融交易的活跃程度，巩固国民经济循环。此外，针对当前高净值移民增多、资本项下海外流出等，应加强资本项目管制，减少资本外流对汇率、利率的冲击。杨新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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