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繁荣是指由于人为地制造虚假的社会购买力而出现的表面经济繁荣。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高涨阶段，市场扩大、存货增加，导致虚假的社会需求。这种虚假的社会需求进一步推动了信用的扩大和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大，物价不断上涨，生产迅速扩张，失业人数减少，从而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经济繁荣的景象。然而，虚假繁荣并不是真正的经济繁荣，因为它建立在虚假的社会购买力之上，缺乏实际的经济基础。一旦虚假的社会需求破灭，经济繁荣的表象就会迅速消失，导致生产过剩、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加等一系列财经问题。虚假繁荣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还可能出现在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文旅领域，虚假繁荣表现为文化（文旅）创造表面上呈现极为火爆的景象，但实际上缺乏自由创造和超越低级趣味的特质，只是一味地寻求感官刺激，满足人的虚假需求......
同样，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虚假繁荣、“虚胖”和“肌肉”不很结实的现象，我们需要警惕虚假繁荣，认清其本质和危害，通过实干兴邦、科学决策、优化营商环境,科学地挤掉水分，常抓不懈打假及假冒伪劣产品等实际行动，推动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真正的繁荣和进步。故而，《共绘网》提出“政绩造假+财务造假+统计造假+知识（学术）造假+各行各业造假=虚假繁荣”这一等式，望大家都能记住，以此来警示每一个地球村民！另外，“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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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指令和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领导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领导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干部扮装的。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 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干部说假话，老百姓也不喜欢干部说假话，不希望政府说假话。但是想一想，如果我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又要我来评价这个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说这个政策效果不好，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这个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级政府制定的，我去实行，如果其他部门或地方都说好，就我说这个政策不好，上级部门会不会说我执行能力不行？于是假话就难以避免。俞可平，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0)高压之下难掩脆弱。 作为公司的高管，财务总监不仅全面负责公司财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利润计划、资本投资、财务规划、销售前景、开支预算或成本标准。 还必须时刻深入了解业务动态，关注业务动态对财务核算、内控、税务、风控、损益、现金流、企业发展等各方面的影响，参与业务决策与讨论，保证业务与财务之间的有效衔接。 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还要面临监管层面越来越严格规范的披露要求，而上市公司要求财务总监完成的目标任务也越来越多，导致财务总监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会计核算，定期、及时给出真实健康的财务报表，他们还负责企业财务管理，包括资金、单位财产的整体统筹安排，以及财务战略、资本运营等等。 监管、资本、业务等多层面的考量和施压，一旦某个环节考虑不周全给公司造成损失，内心容易崩塌，就会激发其辞职的心态。
(0)恒大五宗罪： 1、恒大管理层至少使用了6种会计手段来掩盖资不抵债的事实。在减计约710亿元虚增资产后，真实账面净资产应该是-360亿元。 2、过去5年，恒大通过贿赂政府（注：后来被广州、儋州的反腐所证实），廉价获取大量土地储备。恒大购地成本比同行业低了67%，这是不正常的信号。 3、为应付庞大的现金开支，恒大设计了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庞氏骗局融资计划，该计划的延续必须依赖于永续增长的销售回款和表外债务处理。 4、恒大的商业模式严重不稳定，管理层不得不努力工作来掩盖快速恶化的财务状况，然而下降的房价将导致恒大的财务把戏戛然而止。 5、恒大管理层胡乱挥霍资产，包括向足球等领域投资超过25亿美元以满足许家印的个人爱好。作者 | 刘胜军
(0)前些年流行一个名为《爸爸去哪儿》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了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不知道钱去哪了。 耗资超800万元建高标准农田，两年后改建光伏电站，从央视的一篇报道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湖北安陆是全国商品粮基地、产粮大县，这里的木梓乡是农业大乡，到处都是稻田粮仓。 2021年，木梓乡上马一个光伏发电项目，占地约2000多亩，全部是基本农田。 刚开始建光伏发电项目时，老百姓并不情愿，后来在村委会动员下签的字，每亩每年能拿到500块钱租金。 建好后村民的抵触情绪更大了，不仅收入减少，而且光伏发电产生巨大的噪音污染，给老百姓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干扰。并且，搞的所谓农光互补，一亩田稻谷就收300斤，远低于以前一千四五百斤产量。 如果说在农田里搞光伏项目是一种决策失误，那么此前产生的浪费则更让人心痛。 2019年，木梓乡投资820余万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开展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建设，两年后这些农田又转为几乎不种粮食的光伏项目，不知道多少钱打了水漂。 除了安陆市，孝昌县也搞了基本农田建光伏电站项目，2015年投资2900万元建的高标准基本农田改变为风光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占地5000亩，2022年12月已经并网发电虽然效益并不理想，二期、三期工程依在筹备之中。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光伏项目上马，前面投资完后面接着投资，补贴拿到手里，大把钱投进去了，里外都是政绩，可是效益在哪里？作者 | 梳子姐
(0)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但这在基层，什么是规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县委书记没把握，所以干脆就一个都不允许。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只要有风险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就得一个个去调查，填表，无尽繁琐，无尽折腾。 在基层，往往工作要求越精准，结果一定是越不精准。因为，基层本来就是模糊性的社会。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有个村有四个村干部，这四个村干部的素质都可以担任村支书，能力超强。但就这样的村，还派了三个驻村干部，有必要么？作者吕德文，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0)“学术自由”问题。由于缺乏好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包括智库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干扰和约束，即人们经常谈及的所谓“内卷”。现在以发表数量和发表的学术刊物品级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引导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终日忙于发表，甚至为此托关系、找门路、拜码头，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甚至还败坏了学风。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切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学界无奈的现实。 从学者个人的角度看，为了发表而发表，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为了登上更高的学术平台。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我认为，为争取更多学术资源的“内卷”总是有限度的，如果无限度、无止境地追求学术资源和地位，那就是本末倒置，是为“手段”而丢失了“目的”。毕竟获取资源和地位是为了学术创造，是为了发现真理，为了社会福祉与进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做时代的学问，为人民做学问。 如果把创造新知作为科研目的，学术资源和平台就是相对的。当获取一定资源与平台后，就应把创造新知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和目标，应以科研质量、科研的创新性为衡量科研工作的标准。那么，从追求数量到质量转折的临界点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教授或研究员。一旦获得了教授、研究员的职称，同时就意味着获得了“学术自由”。 所谓“学术自由”，即是科研人员在价值观上的解放，科研工作不再“内卷”，科研价值不再“外化”，科研活动不再受限于获取更多学术资源和地位。教授或研究员的地位已经可以使科研人员立足了，在此之后，再继续追求资源与地位，就会变成舍本逐末。学术自由是科研人员的自觉，是对现实约束的摆脱。进一步讲，学术自由意味着“两不”“两做”。“两不”：不再发牢骚，不再制造学术垃圾。“两做”：做真学问，做自己想做的学问。在我看来，这就是学术自由。 （作者房宁，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0)[旺柴][旺柴]黄飞若涉及的不仅仅是学术不端 应继续查清： 1. 黄飞若是否存在骗取国家科研基金的行为 2. 黄飞若是否存在威逼学生篡改实验成果、编造虚假数据等行为 3. 如何妥善安排这十一位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后续学业问题。查他是鬼子吗，必须枪毙， 牢底坐穿才对
(0)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哪有空写那么多论文。。根源还是考核制度吧。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有问题的论文很难会控制住，破四唯任重道远......今天还接电话问要写论文吗？ 三天两头接这种电话，有人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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