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通过探索新航路和建立殖民地的方式，扩张了他们的领土和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些强硬手段，如使用武力、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来获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
他们个个都是侵略者、殖民者、强盗者和拥有者，不再可能沿袭国王或宗教制度，唯有用“三权分立”来维护其掠夺来的财产。毕竟三权分立最开始便是英国贵族们认识到王权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巨大伤害，暴发了议会对王室的战争。最终，《大宪章》的签署限制了英国王权至上，“君权神授”的思想开始动摇。王权削弱后的英国由此获得了大发展。因此，英国哲学家洛克率先提出了“三权分立”构想，主张国家权力应该一分为三，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而美国人（殖民者）天生害怕掠夺来的私有财产和利益被剥夺，害怕权力本身与生俱来的恶。因为他们的先祖父辈全都是欧洲各王权统治下的移民“叛国者”一一勇敢者，于是“三权分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州大地上绽放，也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实质上，这就是美、加、澳、新等移民国家“三权分立”的由来，此一制度安排最后传回到了欧洲乃至其他国家或地区也纷纷效仿，由此，皇权和宗教势力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对此，您认为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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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是一只夜壶，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用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样的壶里却装着可能截然相反的内涵......敏感词越弄越多的当今却又谈起解放思想，我看得先解放了“敏感词”再谈后者。[偷笑]
(0)为了解释“国富国穷”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许多大师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三种：文化决定论。 对制度的讨论，经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已尘埃落定，很难推翻。 但人们依然不禁问道，为什么是西欧先迈出了有限政府的第一步？而亚非拉的很多国家，至今无法达成法治共识？为何一些国家的转型会戛然而止，甚至重回封闭？这些问题都是制度决定论无法解释的。 这就引出了第三种解释——文化。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次系统地从文化深度讨论了经济问题，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韦伯主张，高举“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受加尔文影响的英美清教徒，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播者。 清教徒认为，被上帝拣选是有迹可循的；蒙保守的信徒，会通过积极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出圣灵的效果、心灵的质量。 因此，新教伦理造就了一种新人——理性的、勤奋的、有条理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常见。 新教使这些品德变得普遍化、生活化；新教徒的彼此之间，将其视为超出血缘亲情的伦理标准。 他们以新教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勤劳、诚信、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财富是信仰的副产品。 韦伯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文明中，文化层面上的理性主义，社会层面的个人主义，政治层面的有限政府都起源于新教伦理，而这一切，都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秩序注入了全新的、强劲的活力。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阐述，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兴盛和扩展，也启发了各国的文化精英，他们开始挖掘本民族中符合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因子。 比如20世纪下半叶，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后，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参考韦伯观点主张，亚洲起飞的文化基因，要归功于“孔孟儒学熏陶出了大批勤奋、恪守信用、习惯服从安排的劳动者”。 百年来中国人对“国民性”的大讨论不断，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学热、全世界的宗教复兴，都是对文化作用的重新思考。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中，只有那些真正符合普适文明规则、有利于市场繁荣的文化因子，才可能脱颖而出，实现持续的、稳定的繁荣。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比如某些国家迷信所谓的“后发优势”，以国家强制力对经济揠苗助长，看似取得快速的繁荣。然而他们试图证明的“制度优势”，其实是非常肤浅、短视的。由于落后的文化和信仰，这些地方很快就落入“后发劣势”的诅咒......
(0)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 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 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 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也具有偶然性。 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詹姆斯·A. 罗宾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他长期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和南非工作。——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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