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大学生普遍表现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地位,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可以说,当代大学生精致利己主义的形成,与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压力的增加,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选择。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和成功,希望通过努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品质。此外,教育体制的变革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而现代教育更加注重个体发展和竞争力培养,使得个人利益更加突出。
其实,平心而论,精致的利己主义使得大学生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和需求,积极追求个人发展和成就。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助于激发个体的自我驱动和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过度的利己主义也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疏离和道德观念的淡化,对社会的团结和共同利益构成挑战......
总而言之,全球的大学校长们当你们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演讲时,灵魂拷问你们培养的学生有正义感( 仁 → 良知 )、公心( 义 → 公德心 )、爱心( 礼 → 同情心 )、共同价值观( 智 → 法制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信 → 诚信 )吗 ?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说穿了,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的划分问题 ?基于此,生命赋予了我们光阴,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易逝的韶华于平庸中挥霍?生命赋予了我们理想,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颗年轻气盛的心于消沉中陨落?生命赋予了我们力量,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一腔热血的斗志于怯懦中消磨?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希望大家积极发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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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问问,问问学学,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学问以人格行为为基础。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古今有一共同目的,就是养成完美的人格,以人格教育为第一,这才是学问的道理。所以孟子也在这里说明,不在书读得好不好。年轻人或者要以这个道理,似是而非的当作借口,不去读书,说是在做学问,所以功课不好。这是强辞夺理,在学校求学的学龄中,没有好好去读书,就是做人做事没有做对,就是没有达到人格行为的标准,又怎么会是在做学问?学问没有别的,“求其放心而已矣”。每天知道修行,找回自己的心,放在平旦之气中,此心永远清明,养成永远高洁的气质,这是中国学问的精华,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的精华。——南怀瑾先生《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自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派,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西方启蒙思想,反观俄国落后的现实,便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张深入民众,向民众学习,和民众一起忍受苦难并率领他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此,“知识分子”这个词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意味着以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自命,带有政治实践的目的。 进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延续下来,但性质已经逐渐有所变化。 随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并非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头衔已开始限于有文化知识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 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是由于他们不肯跟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愿意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不惜与公众唱反调。 但正因为他们的意见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和超前性,因而往往对一个时代的公众生活产生极为巨大的启蒙作用,使社会趋向于更公正、更合理、更道德、更和谐。所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淡化了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知识论的和启蒙的色彩。 这种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以个人身份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讨论教育问题,美德问题,善和美的问题,知识和定义问题,宗教和信仰问题,却触犯了保守势力,最后以身殉道。 古希腊哲学家大都具有这种为学问献身的精神,如赫拉克利特放弃王位而从事哲学研究,最后饿死在牛栏里;德谟克里特为了不让感性蒙蔽自己理性的光辉而刺瞎了自己的双眼;阿基米德在敌人的刀口下护住自己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亚里士多德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太傅”,并不跟随皇帝去东征,充当军师,反而要亚历山大在征途中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搜集动植物标本…… 在这些人看来,精神领域是一个无限高出于世俗生活的独立王国,哲人的使命就是在这个领域中作出自己的开拓。
如果把利益看得最重要,那么人生,包括整个社会都会产生不祥和祸患。孟子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假如每个国君都说,怎样利益自己的国家,“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也都说,怎样利益自己的家族,“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读书人和老百姓也都说,怎样利益自己,结果必然是唯利是图。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层的老百姓,每一个人都谋求私利,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危险?孟子接着说,“万乘之国”,一个拥有万乘车马的大国,这在当时也是实力雄厚的国家,但是如果大夫都谋取私利,国君就会被“千乘之家”的大夫篡位。大夫谋取私利,下面的士人也会谋取私利,大夫也会被士人推翻。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就没有安定可言。当今的世界,受到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从国际上国家之间的交往,到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普遍以利益为指归,缺乏伦理道德和道义。结果在家中出现不孝父母、打骂父母,甚至伤害父母的禽兽不如之事;兄弟因为财产、遗产吵上法庭;夫妻之间同床异梦、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没有道义可言,家庭就危险了。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没有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也没有一个重视道义的臣子会轻慢他的君主。所以,解决办法是什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兴起仁义道德的教化,转自私自利为见利思义,才能化解整个时代的危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如果全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人,都能学习《群书治要》,以仁义忠恕、真诚慈悲为治国理念,矛盾冲突自然就会化解,世界和平自然就会到来。这也是为什么汤恩比先生说:“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是符合天道的称性的文化,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以“任重而道远”,“道远”就是承担大道。刘余莉——摘自《群书治要·礼记》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