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的结晶。
我们知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思维和智慧的最高产物和结晶，它来源于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更好地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而随着人类的发明与创造，我们自身从生物人变成文化人、文明人、政治人、经济人、生态人等各色人等，那如今，您觉得人的哲学意义该如何转化与塑造呢？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您是怎么看的？您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您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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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向内部世界人的内在世界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展开的。不管人类对其自身及其内部世界做出了多少探索，人（自我）的神秘性并不因此而消减。如果说，人类早期的哲学思维总是向外伸展的，那么，随着思维的成熟和深入，它开始倒过来，指向人类自身，尤其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即内部世界了。在古希腊神话中，站在山崖上的狮身人面的怪物——司芬克斯向路过的俄狄浦斯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行走的动物是什么？按照规则，如果俄狄浦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将被司芬克斯吃掉；如果他准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司芬克斯将坠崖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由于俄狄浦斯准确地说出了谜底——人，司芬克斯不得不坠崖自尽。那么，为什么人早晨是四只脚、中午是两只脚、晚上是三只脚呢？因为早晨、中午和晚上分别比喻人的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三个时期。儿童时期手脚都在地上爬，青壮年时期两脚站地，老年时期走路要靠拐杖，成了“三只脚”。公元1世纪，西方产生了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871年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在达尔文看来，人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在后达尔文时期，人类学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描绘出人类起源的蓝图。按照考古发掘的材料，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180万年前古猿演化为直立人，一直延续到20万年前。随后又发展出早期智人，延续到约5万年之前。最后出现的是晚期智人，他们与现代人在形态上已经非常接近了。从哲学上看，古猿向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直立行走、劳动、创造和使用语言等重要环节而完成的，而这一富于挑战气息的演化过程也在语言文字中积淀下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而当一个人称呼自己时，他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我”。有趣的是，“我”在甲骨文中的写法，简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想象初民在当时生活中的困厄与危险。这个字无论是在金文中，还是在小篆中，都是一个荷“戈”而行的武装分子。鉴于此，“我”生存之艰难，已见端倪。当然，更复杂、更值得研究的是人（自我）的精神世界。古罗马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活动，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之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以至于无法测量出其深度。俞吾金
(0)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哲学的危机是‘在’的遗忘,其归根到底乃是‘思’的遗忘。在我们现有的哲学研究中,‘思’之对象、‘思’之方法、‘思’之结果,都被我们关注到了,并作为学问一一探究,但惟一缺乏的就是‘思’之本身。”对象之思、方法之思乃至思维结果之思,属于知识论的范畴,是关于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或技巧,严格地说与哲学无关。哲学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思”之自觉与自愿。自觉属于理智,自愿属于情感,理智上的自觉加上情感上的自愿,就是理性之“自由”。作者：李振纲 河北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0)首先学会做人。任何文化都是做人的文化，文化不同，做人的标准也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做人的文化，它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就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用纯粹的哲学“知识”教育人，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自身素质、能力、行为教育人。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和发展自己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会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浓厚的情感和兴趣。
(0)有位哲学家说：“你的水平，就是你最常接触的5个人的平均值。” 离你最近的人，对你影响最深，长期处在不变的圈子里，无异于画地为牢。 只有重塑圈子，靠近更优秀的人，才能激发你的努力和能力，成就非凡的一生。 就像是很久以前“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母三次搬家，不同的居所，孟子都会有不一样的行为举止。 住墓地旁时，孟子和附近的小孩玩办丧事的游戏，一起跪拜哭嚎。 住集市旁时，孟子和附近的小孩学做生意的样子，假装讨价还价。 住学校旁时，孟子和附近的孩子模仿祭祀的礼仪，进退举止有度。 你的行为模式，很难超出身边人的群体共识，所以要想成就自己，先要重塑圈子。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想方设法找到你要奋斗的那个圈子，你会跟着这个圈子不断地往上走。” 优质圈子带来的后驱力和影响力，是积极而深远的，让我们的努力事半功倍。 圈子和能力相辅相成，重塑圈子，融入更优秀的群体，你才能做更优秀的自己。（作者：樱桃）
(0)英国作家毛姆：又操心今天，又发愁明天，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当你过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会有出路的。——《人生的枷锁》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有时候想太多根本没用。事情该发生的会发生，不会发生的就不会发生，该怎样发生就会怎样发生，不会因为我们的想法而改变。
(0)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国哲学以天道为关注对象，其考察涉及多重方面。以道家而言，从老子开始，道家便对“道”与“德”作了讨论，并提出了“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的命题。这里的“道”，可以视为存在的统一根据，“德”则更多地呈现为特殊的规定，“尊道”意味着以统一之道涵盖万有，“贵德”则蕴含着对个体的关注；在尊道贵德之后，是对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的双重确认。以上哲学趋向在后来宋明时期的“理一分殊”说中也得到了体现。“理一分殊”最早出自程颐，在比较张载思想与墨家学说之时，程颐指出：“《西铭》明理一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这一语境中的“理一分殊”主要与道德原则及其作用形式相联系。朱熹对此作了引申，使这一命题同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从朱熹对太极与万物的关系的阐释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二气五行，天之所以赋授万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缘本，则五行之异本二气之实，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太极是理的终极形态（所谓“一理之极”），由经验对象（末）追溯存在的本原，则万物源于五行，五行产生于阴阳二气，二气又本于太极，故太极为万物的最终本源；自终极的存在向经验领域下推，则太极又散现于经验对象。在这里，“理一”意味着理为万物之本，“分殊”则表明理在具体的事物之中规定着具体事物，前者体现了理的普遍制约，后者则表征着理在不同事物中的多样体现。不难注意到，在“尊道而贵德”“理一分殊”这些中国哲学独特的命题之中，渗入了对整体与个体、一般与个别等哲学问题的考察，其中蕴含着普遍的哲学意义。 中国哲学注重情与意，儒家对道德实践和人格的理解，便首先与“恻隐之心”相联系，后者即属广义的情感。不过，在注重道德行为与人格培养中情感作用的同时，儒家也肯定礼、义的引导，后者涉及理性的规范，并赋予行为以自觉的性质。以孟子而言，与确认礼、义的规范作用相联系，孟子突出“大体”、注重“心之官”，二者更多地体现了理性的规定。但同时，他又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为仁、义、礼之“端”，而“恻隐”“羞恶”“辞让”则在不同意义上都与情感相关，并涉及伦理行为的动因、道德品格的培养等问题。从更广的视域看，这种讨论也关联着对人自身的理解。作为人道领域的存在，人的主要规定是什么？儒家的“人禽之辩”便涉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礼义或自觉的道德观念则被视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当然，对中国哲学而言，人的规定并非单向，所谓“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便表明了这一点。“全而粹”，意味着人的应然形态并非仅仅表现为礼义，而是同时包含情感之维，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等表述中，便可注意到这一点。不难看到，以礼义、恻隐之心等形式展开的以上论析在概念、命题等方面固然具有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在伦理学等层面上，又关乎理性与非理性的情意等关系，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哲学之中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对中国哲学的回顾和反省，需要对这些观念加以深入地揭示和阐释。（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0)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文/石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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