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曾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造福人民的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也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医好病，这是老百姓的心愿。但是在大多数农村和社区医院，却普遍存在看不上病、看不好病的状况，百姓只能往大城市的大医院跑。而大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繁杂而昂贵，往往超过患者的基本需求，加上信息不对称、落后的支付方式、医生自我保护等，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长期持续。
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积重难返，不仅使人民群众难以共享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成果，而且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个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你看病难吗？难在哪？对于如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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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计委的统计，五年新医改，各级政府投入达到我国卫生总费用从2008年的14535.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27826.84亿元，增加了13291.4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91.44%。政府巨额投入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让老百姓看病更贵更难，不但多花了钱，还丢了命。 滔天罪行之八：让大量安全有效的廉价药消失。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有回扣的药品淘汰掉无回扣的药品，回扣大的药品淘汰掉回扣小的药品，大量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经典老药逐渐被赶出医院市场，从市场上消失。让大量的伪新药占领市场，这些伪新药价格虚高几十倍，副作用大，疗效差，摧残着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在低价药日益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备受社会质疑时，发改委出台低价药目录，允许低价药可以在日均使用费用（化药3元、中成药5元）标准下自由定价，但是在加价率管制政策下，这些药品的价格即便是涨到极限，在现有基础上上涨10倍，回扣的空间也不具备竞争力，不会有什么销量。 滔天罪行之九：伪新药盛行，让每年两百亿的创新投入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为了高定价，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所谓的“创新”近年来我国审批了1万多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实际上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新药，全是改头换面的“伪新药”，企业劳神费力申报“伪新药”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定高价，类似的情况还有申报独家品规和名目繁多的科技奖项。 由于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滔天罪行之十：让药品生产经营行为扭曲，破坏了我国药品生产行业的正常发展。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谁不高定价，谁就没有回扣空间，谁不搞回扣，谁就死路一条。在谋求高定价的过程中，药品生产企业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搬动了省长和书记。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现金，药品生产企业普遍通过虚开原料、包材、餐饮、差旅、广告宣传、交通、会务等费用发票来洗出现金，偷逃所得税。药品生产企业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的管理，而是用于公关政府、贿赂医生，整个行业乌烟瘴气，极不正常。 滔天罪行之十一：让药品流通企业只能通过为医生回扣逃税洗钱，倒买倒卖税票、做两套账，让我国药品流通行业长期处于“多小散乱差”的状态。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品流通行业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极为猖獗，因为这种洗钱的方式比生产企业直接洗钱的成本要低很多。大量的药品流通企业，完全靠过票生存，这是我国药品批发企业数量多达13000多家、个个都能生存的原因。 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我国药品流通行业的“多小散乱差”的状况持续得不到改变，归根结底是加价率管制政策造成的。 滔天罪行之十二：让医院的药品销售完全掌握在自然人（药虫子、药贩子）手上，他们让医生行为扭曲，坑害老百姓。 为了定高价，药品生产企业成立专门的公关办，大搞伪新药，公关物价部门；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巨额现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虚列巨额开支，或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无证经营、挂靠经营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医药代表（居间人、自然人、药虫子等）的人数已经超过医生的人数。 滔天罪行之十三：让官场腐败成风，重创政府公信力。 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有效的竞争法宝。在“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要疯狂的公关众多政府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物价）机构官员、药监部门官员、卫生部门官员、人社部门官员、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还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官员……重庆、广东、湖南都曾曝光了官员与药价虚高的腐败窝案……这一次，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们自己进去了，这一窝案，再一次极大的重创了政府的公信力。 滔天罪行之十四：将药品定价权置于自己玩弄的股掌之中，肆意妄为，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得离谱，没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得无法生产。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为了定高价，药厂的老板们挖空心思满足刘振秋、郭剑英等人的需求，投取所好，供其所需，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 凡是有人“做工作”的品种，经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十倍、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如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凡是没有人“做工作”的，或者生产同类产品厂家太多而无法“做工作”的，经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到无法生产，例如，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作为临床急救用药，医生不可能不用，生产的厂家很多，没有人去价格司做工作，尽管该药品的生产成本早已突破400元/瓶（10g*50ml），但发改委的最高限价却一直维系在330元，导致患者不得不到药店去花600元购买该药品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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