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办公室指挥”是各基层社会事件解决效率低下的始作俑者，所谓的“深入民众、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实践理念成了领导们不约而同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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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 眼睛能否向下看，是检验干部是否勤政爱民的一杆标尺。我们党的事业，需要的正是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造福群众的“眼睛向下”的干部。但一些干部，要么长期不下基层，不接地气，不通下情，与群众越来越疏远隔离;要么对群众呼声听而不闻，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要么把主观意愿强加到百姓身上，“惠民举措”、“民心工程”等名不副实，招致怨声一片……如此干部，实属官场“害群之马”，理应尽快清除出干部队伍。但是，这些干部虽不愿眼睛向下，却深谙眼睛向上之道，他们遇到困难“绕道走”，遇到领导“跪着走”，使出浑身解数，谄媚上级、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当下，不乏这样的“眼睛向上”的干部得到赏识与重用，而真正干事、眼睛向下的官员却被淘汰出局之怪象。来源:湖南日报
(0)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被系统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不容解释，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进而有了和基层做交易的能力。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作者吕德文，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0)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似乎都习惯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搞不了。从来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就完了么。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由于搞了精准扶贫，我们的党和政府似乎也不允许有懒人存在了，非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之类的。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群众都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帮扶”就是给钱给项目，要是没有，就不给好脸色看。连工作队也形成了自觉，要是没资源带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层跑。 作者吕德文，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0)建议各级单位50周岁以下干部到基层轮训，县直干部到农村、市直干部到乡镇、省直干部到区县，工资待遇不变，各单位每年轮训人员不少于10%，时间不少于半年，自行撰写轮训总结报告并脱稿演讲体会感悟，时间不少于五分钟。
(0)下基层很多基层领导不见得同意。因为很多问题他们都知道出在哪里，之所以不愿意碰，是因为碰了就很麻烦，包括事情的麻烦度、牵连性、权利级别、部门内部人际关系、部门与部门间界限分明，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领导尊严感、下属的服从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等，要涉及大量的汇报、分工、协调、沟通甚至信任事宜。所以很多事是需要等，不破不立是一直推动事情发展进步的方法。 真下基层，这些问题势必要通过组织、制度、权益的调整。甚至是进入调研队伍的人员和掌握相关选拔用人的权利机制之间的科学匹配这第一粒纽扣。
(0)【导读】近日，高层在记者会上提出“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引发社会热议。事实上，干部下沉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仅是践行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也是“生活治理”这一中国政治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所谓“生活治理”，不是指向宏大主题或漂亮数据，而恰恰指向群众怎么过日子、怎么过上好日子。生活是个人化的，生活治理必须直接地面对有差别的个人，这恰是中国社会治理传统中的重要命题。 本文指出，中国的地方治理至少内含三种传统：本土郡县制传统、西方公共政府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组织传统。而针对传统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政治性过剩”现象，即人与人之间权力与势力的博弈过程过于复杂，以至于博弈主体之间关系紧张且缺乏规范时，能够承接这种政治性过剩的，必定是一个具备高度政治性的组织，即这个组织本来就以直面各种差异性尤其是人情的差异性为己任。在日常生活与上层系统之间，直面个人的基层党组织，理应发挥转换器功能。反之，如果用过于简化的治理结构来应对政治性过剩的社会，结果只会导致某些社会势力泛滥，以至基层政权灰色化。 作者强调，“生活治理”是奉行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命题，这意味着执政党要尊重群众生活，尊重基层组织，尊重基层组织在组织群众生活时的自主权；而群众基层组织的自主权，重点正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里尤需注意两大问题：（1）在欠发达地区，政经合一是基层党组织保持战斗力和建构自主权的基础，对此非但不能否定，还要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等办法来完善。（2）在发达地区，人口流入多，基层社会结构更复杂，基层组织更需要通过综合性的服务来紧密联系群众。但不少城市政府反而将基层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外包出去，引发许多问题和争议，这是需要重新考量的。（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
(1)上海疫情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人。 他们是疫情中“下沉”到最基层的人。 每栋居民楼里的楼长。 他们很多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 但他们却展示出难得的专业、耐心与贴心。 他们制作业主之间的共享文档。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整栋楼的抗疫物资发放，信息传达及楼内消毒。从做核酸，到团购水果，到居民之间的矛盾。 组织抗原自测，发放物资，回收试剂，值班站岗防止有人外出…… 他们每天的工作，琐碎又繁重。 他们的执行力，让人叹服。 这些事情，原本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很多都是刚刚才踏入职场的年轻人。 但疫情到来，楼栋成为社会管理的基础单位，他们却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 他们那么年轻，却那么坚毅。 他们英勇得像个战士。 穿上原不属于他们的盔甲，走上战场。 他们或曾卑微如泥。 而当灾难袭来，他们却都有了神性。 疫情过去，他们重新回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普通又寻常。 但真的别忘了他们。 别忘了他们给所有人力量，用自己并不伟岸的身躯，为其他人撑出了一片天。 他们是平凡生活的英雄。
(1)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城乡社区，推动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不断健全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加快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作者：肖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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