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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术研究趋向于科学、规范、系统和学科的组合交叉研究。其技术更为先进，其手段更为多样，其成果更是丰盛浩繁，显示出人类社会及其科学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可以说学术研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对于学术研究有人认为：“没有问题意识、不研究问题的所谓学术研究是没有价值的”？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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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 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 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 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 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 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 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 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 “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 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 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 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 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 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0)李彦彪 提问：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揭榜以后，我们与华为推进了一个合作项目，会涉及到开放和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比如，我们研究的方案到华为产品线怎么去落地，后续怎么跟进？能不能给出题的人也有激励？这样就鼓励大家愿意把东西跟我们分享，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合作解决问题。 任正非：我们不能太小气，老师揭榜以后要给予相应的奖金和表彰，把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结合起来。 我们的学习平台分成几部分：一是“黄大年茶思屋”，所有理论（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都在上面全开放，因为我们相信华为的整合能力应该比其他公司强；二是“稼先网”，那是Know-How，是技术，目前不对社会开放；三是，技术上开放的部分就发布到“黄大年茶思屋”上来。老师的研究成果是理论，不一定很快有用。关于跟进的问题，你不是有认识的人吗？他们会透露信息给你，你那时有兴趣欢迎参与。 我们需要有破题能力的人才，全面发展的人对我们公司的作用不大。比如“火花奖”就是破题，你也可能是“歪瓜裂枣”，除了破这道题，其他都不太懂。 全面发展是培养领袖的。到博士不应该全面发展，在哪一点能够突破就行，我们应该改变对博士的评价体系。如果能改变，对下一代孩子是很有价值的。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
(1)总体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服务。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涉险滩、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来源：新华社
(1)学术自由是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追求真理必须首先认识和尊重客观事实。有些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不能以学术自由之名指鹿为马。有些事实的发现本身就是学术的追求，我们应该遵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的认识过程去伪存真发现客观事实。其次，追求真理必然尊重逻辑。真理常常不是显而易见的，追求真理是寻找隐藏在客观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实验方法和逻辑推理是发现真理的有效方法。爱因斯坦指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1)中国管理培训市场极其畸形，价格虚高，名不副实，世界上绝无仅有。动辄二三十万一次的出场费，高达两百多万一个人的某某塾培训班，都是陈春花们的奶酪（我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陈春花，也包括其他人，恕不点名）。 华为迫于无奈发出这样一个非常“狠”的声明，就是动了这些人的奶酪，以后这些人还怎么靠讲华为的案例赚钱呢？怎么招生，怎么走穴呢？所以，某些人第一时间就跳了出来，而且跳得很高。他们把自己伪装在了社会正义的罩袍之下，包装在学术研究的比基尼之下。事实上，他们华丽的罩袍下面可能有虱子，而他们的比基尼又太短，藏不了多少货色。（赵向阳博士）
(0)中国文史学界对西方文史研究陷入了“经院哲学”学术范式。 “经院哲学”预设上帝万能，天堂美好，在这个大前提下研究“天堂玫瑰花有没有刺”、是“三位一体”还是“圣父至上”之类的问题。我们的西方文史学家同样是预设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真实存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是真实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学著作甚至《荷马史诗》都是真实可靠的信史。面对所谓的古希腊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完全不做考据学研究，为西方伪史做层累包装，毒害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至于整个学界都失去了怀疑的意识和能力，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伪史的信奉者、传播者。 某著名大学西哲史教授在其大作《亚里士多德传》中有一段表述：“柏拉图著作在其在世时被公开出版，已经家喻户晓……”柏拉图时代有出版社？汉译《柏拉图全集》250万字，印在什么上面？古希腊人人都识字？人人都喜欢读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自《亚里士多德传》出版后，这段表述不断被后人引用，没有人提出质疑，可见中国式“经院哲学”有多么强大的传播力！事实上，在现存柏拉图著作手抄件中，最早的是收藏于牛津图书馆的一件，号称公元985年，但无论是从版型、字体还是载体，都像是印刷在纸张上的，说明是非常晚近的伪作。还是那位复旦地理历史学家，亲自到埃及考察金字塔和卢克索神庙，坚信那些巨大的石材是古埃及人用热胀冷缩原理往石头缝里灌水，利用昼夜温差造成石块崩裂，做成巨大的石材。多么低的温度才能使冰的硬度大于石头的硬度？埃及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最低气温在10°C以上，即便昼夜温差大，夜间也不会结冰，更不会出现足以崩裂巨石的结冰。再说，开裂的石头形状不规整，没有钢铁工具如何打制成几吨、几十吨重的方形、圆柱形石材？水结冰后体积是缩小而非膨胀，怎么能开裂巨石？这些简单的常识性道理，那些著名的教授、博导居然不去思考，典型的“经院哲学”范式。这些无脑考证写进论著，一传十、十传百，成为西方伪史的权威诠释者，谁敢质疑谁就是“民科”、“学术义和团”。这些误人子弟的学阀长期霸占大中学校讲坛和学术话语权，其危害远大于西方伪史本身。伪古希腊哲学、文史、艺术作品毕竟是近现代产物，本身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启发性、艺术性，是西方近现代文明、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值得研究借鉴，但是硬要把几百年的东西说成是几千年的东西，有违学术的严肃性、科学性，也侮辱了中国人的智商。很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司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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