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经济发展的今天，共同利益成为国家和个人角逐的目标，而源于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却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当然，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该团体的集体利益增长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会沦为集体中的一种保守力量，如果某种意识形态过于僵化，则会束缚民间社会的发展，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进而制约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应多谈经济，少谈意识形态，您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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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问题层出不穷，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自1951年开始大陆学界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政治性定位阻碍了学者探讨这一争论的意义。罗志田系统梳理争论的文献，对于“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性质进行了反思，将其重新定位为：第一，因相近而区分；第二，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的争论；第三，外来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争论。罗志田就争论本身的讨论比较到位，论证也很有力。然而，罗志田忽略了争论的核心观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这一争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息息相关，与中国当下往哪儿去息息相关。 为什么这一视角被人们所普遍忽视呢？关键在于争论各方对“主义”概念的含混和对实效主义解决问题的程序不了解。本文对争论各方关于“问题”和“主义”的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揭示“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核心，总结实效主义解决问题的思路，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实效主义在社会稳定时期的一致性。（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1)肖磊：虽然说发展经济不是万能药，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更谈不上其他层面了，因此，当西方放弃谈论和关注经济，而开始专注于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因为这就是我们新的机会，要知道美国正是在跟中国吵架吵得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两年，中国不仅签署了诸多的自贸协定，而且成功走出了疫情危机，而美国不仅退出了诸多经济贸易组织，还失去了五十多万无辜者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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