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继而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再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体现在物质、人和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优化自身，社会文明的发展体现在物质上的发展、人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然而，在过分功利化的今天，常有厚此薄彼之嫌，才导致生态破坏、贫富差距、人类精神世界匮乏和迷茫等等不平衡现象的出现。社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借鉴历史教训，重新出发。所以，共绘网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文明构建社会“新三层”结构论，即第一层（底层）：物质——硬件、硬实力等；第二层（中层）：人（人类）——人的综合素质、身体状况等；第三层（高层）：思想——软实力，包括精神、文化、信仰等。请你发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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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 即小知识分子、企业中层、个体户、小商人，脑力无产者多归于此类。此阶级借中国经济腾飞之东风，接受教育，成为脑力工作者，拥有一定财富地位。因人数众多，在当下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可细分为左右两翼： 1、 小资右翼。 所梦寐以求的唯有阶层上升，跻身中产。小教授欲为大教授，小律师欲为大律师，个体户欲为中小企业家。生活作风热衷模仿中产，受经济条件所限，在奢侈消费领域力不从心。以消费定义自身，是该阶级最为明显的特征。 小资右翼经过多年奋斗积累，能力资历未必不如中产，然人脉寥寥、无枝可依、难以上升。此阶层国际流动性位居第二，原因与中产下层相似，但因整体条件不如前者，受各国欢迎程度稍逊。 2、 小资左翼。 多为对阶层爬升不抱希望者。如家境尚可的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生活压力陡增，往往不能以自身能力维持体面生活，需依靠父母助力，不至堕入底层。自知无望通过现有秩序升至中产，又不至于太过担心阶层下滑，不上不下，具有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还有一部分对自身阶层下滑有着较强的预期。他们开始有情绪了，对资本剥削、社会不公颇为痛恨，对底层人民、劳苦大众抱有同情，热衷扮演无产阶级，主要阵地在网络。立场较为激进，观点尚不成熟，但自身教育水平尚可，属于国内网络上排行第一的观点输出群体。 总结：小资左翼与右翼区别在于是否仍对升至中产抱有希望，阶级流动畅通就更亲资本，阶级流动不畅就更亲劳工。近年来因阶级固化日趋明显，已有颇多右翼转为左翼，此是中国第三值得注意的阶级转变。小资与中产区别在于中产与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资没有。 别部司马刘豫州
(0)当社会学家运用当代社会学交换理论解释人们的行动时，首先就会遇到下列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否均始于交换的动机？人类是否每日都急功近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算计别人？ 举弘一法师的例：李叔同出家时只有三十九岁。他出身豪门，一度倍享富贵，后来在艺术上所获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一切他均未有留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丰子恺在厦门佛学会所作的讲演《我与弘一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原因：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造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去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以为财产子孙是身外之物，学术艺术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新文学史料》一九八O年第二期)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克尔凯郭尔(Kierkegeard)关于存在者、个人、具体人格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暂时快乐的美感的耽溺，对于道德律的伦理的尊重、对于上帝的虔诚的崇拜。把这个历程进行到底是人类超越自身的努力。 这两种说法接近，同时我们也可以结合马克思与韦伯的分层法，对这种划分法略加“修正”，于是社会人口便会被分为三类或三层：追逐物质(经济)生活的人，追逐社会生活的人和追逐精神生活的人。从而人类的活动便可看作由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所构成。当然，这并不是说追逐物质生活的人便丝毫没有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反过来也一样。（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0)中国发生的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对百姓生活的治理，其直接指向是群众怎么过日子。这样的治理实践直接人格化地融入日常生活过程，帮助群众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因此可称为生活治理。 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会采取很人格化的方式直接面对个人或者组织，对不同的个人或组织区别对待，用人格化的方式对群众的私人事务深度介入。这与西方国家采取法治化方式或者借助社会中介来规制私人生活的做法十分不同。这种做法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治理传统，有着久远的历史。一个新的也是本土化的框架必须要能够将这类事实概念化，概括出社会治理的本土形态。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下，笔者认为很多的社会治理其实都是一种生活治理，首先指向的是私人生活，而非公共议题。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社会也就安定了。（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
(0)刘建军：晓林的《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借助中国很多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上为我们破解原理与治理的脱节提供了独具一格的思路。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营造和开发出来。一方面，人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区与家庭发生关联，将政治情感、国家责任和政策保护沉淀到支撑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单元——家庭之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贯通，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秘密”。这是体现中国治理逻辑和治理使命的“复合关联”“交叉关联”“立体关联”和“双向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关联的强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成功的音符，关联的弱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失败的晚钟。
(0)人类发展的（3X3）九大要素是：基础层，物质、信息、人（不是能源）。中间层，食物、能源、健康。顶层，发展、生态、幸福。这种分法（三分架构、三层结构、物先人后）是否科学？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意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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