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对应着世界四大发源地，分别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中国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
对于人类最早的文明的出现，人们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那里出现的，他们在两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楔形文字、星座、《吉尔伽美什史诗》。有人认为人类有更早的文明，那就是失落的文明——姆大陆文明，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中不可解释的一些现象均来自于姆大陆人的文明。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和文明发源地因素，古代非洲和欧洲以狩猎为生，而亚洲则以农耕和中药等为主，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文明最早是从东方开始。自然与文明有同一个运动规律，太阳从东方升起，文明也一定从东方开始。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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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泡根杨梅根，加艾煮蛋牙痛诊。侧柏叶子十克煎，去渣煮蛋牙痛安。艾叶本为强壮药，十克调经安胎妙。地茄瓜根也安胎，月经过多请它来。清热百克竹叶菜，喉痛热淋好得快。半边莲是喉痛灵，腹水可消蛇咬行。慈菇菜也治蛇咬，百克煎服请记牢。认得七叶一枝花，不怕痈疽与毒蛇。野铲子草千人踏，乙脑流脑防治它。 破铜钱草退热好，一百克煎砂淋疗。煎服卅克水蜈蚣，截疟治咳痢疾松。凤尾草乃治痢疾，加报木根痔血医。辣蓼草治痧痢症，湿疹皮癣擦痒停。煎服百克鱼腥草，肺痈脓疮治得好。倒挂刺名河白草，肺痈脓疮煮洗澡。 茅根治衄此法妙，肾炎水肿也有效。棕根减肥肿能瘦，棕榈子能治崩漏。水肿若是营养性，松针十克黄糖进。楤木又名剌生头，肾炎水肿请莫忧。玉竹黍花六十克，肝炎煎服其病灭。煎服三片银杏叶，冠心病用它能克。 牛骨烧灰研细末，急性肠炎最不错。甘蓝白菜绞取汁，胃溃疡服百克治。动脉硬化鱼鳞好，防高血压抗衰老。核桃四个早晚吃，神经衰弱此法施。糯米爆花双白皮，糖尿各煎卅克敌。海带切蒸五百克，十日吃完甲亢绝。 炖食狗肉或泥鳅，肾虚阳痿不必忧。熟食二个雄鸡冠，月服三次调经安。黄带阴痒苦难言，大蒜煮洗病即痊。一月一个玉米衣，习惯流产煎服医。米粥锅内浮油沫，男性不育可多喝。子猪睾丸小公鸡，不育男子炖服吃。 狗生殖器炖猪蹄，男子不育服最宜。螳螂研末用半只，产后服之绝育施。等量烟丝酒糟捣，胸腰扭挫敷调好。肾虚阳痿用狗肾，研末五克日服进。狗骨替代虎骨用，风痹麻木又治痛。慢性肝炎吃香菇，防肝硬化美味舒。 幼鼠一窝猪肉烹，小儿鼻衄服即轻。幼鼠一只烧成性，研末服治哮喘症。宫缩无力慢难产，冬苋菜煎服无险。豆腐渣炒研成粉，痔下血服卅克诊。慢性腹泻石榴皮，煎加红糖可以敌。葡萄根加白糖煎，各用廿克尿血痊。 胆肠腹痛棉花壳，廿克煎服病可脱。小麦稿煎百余克，肾炎水肿效可得。葱白绞汁用滴鼻，防治感冒效可及。鲜桃树叶五十片，煎服驱蛔效可见。青头雄鸭炖米粥，水肿病吃最是优。半斤烂草狗牙根，水肿炆肉功即成。酸巴根加荠菜煨，各用卅克水肿退。乌桕根皮消腹水，峻下二便效若推。桐子半粒用水磨，便秘可服宜斟酌。苦菜公名败浆草，治肠痈已年代早。鬼针草是粘人草，蛇咬能治肠痈好。 红藤若加紫地丁，各卅克煎肠痈灵。芙蓉花根敷痈肿，叶叶煎服治肠痈。红饭豆粉芙蓉叶，流行腮腺炎捣贴。蛇葡萄根石昌卜，肿毒骨髓炎捣敷。青鱼胆草解热毒，肺炎肿毒快快溜。南天竹子用十克，加冰糖治百日咳。 百日咳或白喉症，铁马鞭煎卅克胜。吊柳花与酢浆草，各用廿克黄疸好。肝炎要用田基黄，痈肿乙脑用亦强。鲜小麦叶绞汁食，轻型蚕豆黄可治。三叶木通尿凼蔸，各六十克肾石走。鲜玉米根煎百克，尿路结石效可得。水煎百克画眉草，膀胱结石可以疗。煎服卅克水杨梅，咳嗽肠炎热痢退。算盘子根泻痢用，湿热骨痛周身松。口腔雪白鹅口疮，浓煎水腊叶洗强。野蔷薇根卅克煎，口舌糜烂服之安。 鼠菊草能降血压，益气止咳退黄佳。女贞叶叶降血压，桑蔸十克也降压。降压还用猪毛菜，卅克煎服效力快。仙桃草与精肉炖，咳吐下血要得紧。韭菜汁与童便冲，各用一盅吐血用。四轮草与巴蕉蔸，吐血鼻血煎服优。 大青百解何首乌，偏头风痛用无误。水煎卅克黄杨木，阵阵呃逆可以服。勾樟它是见风消，心腹冷痛湿痹要。南五味即小风藤，黑老虎是大风藤。月经痛或胃满疼，二味各用卅克行。温胃止痛樟木子，腰痛棉花根可使。 发痧胃痛青木香，水杨柳治热咳强。肺病咳血狗屎泡，咳嗽鸡屎藤来疗。龙芽草治血痢痛，肚子痛用牛皮冻。山乌龟涂腮腺炎，石蒜捣敷肿毒痊。盗汗卅克糯稻根，失眠可以用松根。神经衰弱木槿根，十克安眠献与君。（本文来源于网络）
(0)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要依托农耕文明的深厚“家底”。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我们建设农业强国不可多得的历史馈赠和宝贵财富，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价值依归。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应善于从农耕文明中汲取养分，同时又要通过建设农业强国赓续农耕文明，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润泽乡土大地，实现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建设形神兼备的和美乡村。（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1)在农耕文明领域，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稻种标本。永州玉蟾岩遗址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永州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足以从农耕文明方面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0)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复古，曾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他眼中的“东方文明”统统划归他所设计的“水力社会”范畴。 在他看来，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魏复古之所以把日本排除在外，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的，所以日本社会只是“水利农业”，而非“水利社会”。 他如此煞费苦心的把日本单列出来，是因为日本的历史显然并非一个大一统类型的国家，而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这个事实显然并不支撑他的观点——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必然因为“大规模水利工程”而出现的结论。虽然魏复古的观点太过大而化之，诸多环节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但是他的观点毋庸置疑具备相当的启发性。 这集中体现在地理条件对于早期人类社会形态和文明类型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影响。 谈到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很多人会强调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强调政治上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对统一意志形成的关键性作用。然而实际上，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早期人类社会，人们要生存下来，首当其冲是迎接地理条件的挑战，地理环境才是导致文明形态不同的关键性因素。 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这注定就是个“内卷”的环境，人们很容易就形成资源有限、不是你死就是我忘的意识。（作者：我是北游）
(0)中国人已经没有文化。所有领域的标准，都在服从于西方。中国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建筑文化，既不能乘上，也不能启下。所有的标准，都不是我们定的，而是奴才般地跟随着西方的主子！
(0)十七世纪中国与近代文明擦肩而过。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末（1578年）利玛窦离开欧洲时，《欧几里得几何学》、地球中心说、投影地图是西方科技的最高成就，初等数学刚成体系，物理学尚在萌芽，化学还停留在“四元素”说，利玛窦还在用“四元素”纠正中国人的“五行”说。但这已足够震惊中国知识界，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等一大批明末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向利玛窦学习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绘图技能。正如一位博学的中国文人对利玛窦感叹道：“在我们中国人知识终结的地方，西方却仅仅在开始”（《利玛窦中国札记》349页）。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当时第一批接触到西方学术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学术范式的深刻反思和对失去的千年的痛惜。 在徐光启等上层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利玛窦等传教士的配合下，十七世纪初叶大明帝国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热潮。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前六卷，以《几何原本》出版；李之藻与利玛窦翻译了《实用算数概论》，以《同文指法》之名出版；李之藻在利玛窦指导下绘制了中国第一幅投影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汤若望与李祖田翻译了《远镜说》、与汪徵翻译了《奇器图说》、与李天经翻译了《恒星历指》；邓玉函翻译了《天空与天梯测量的简要理论》，汤若望用汉文撰写了《西方天文学家史》等。仅十七世纪前40年（明帝国灭亡前）就翻译西方各类著作50多种。这场翻译运动，实质是用西学方法重整中国学术资料，比如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是用欧式几何学的抽象逻辑方法和体例整理中国两千年积累的数学、测量学成果；李之藻的《坤舆万国全图》比当时欧洲最好的绘图师绘制的世界地图都要精美、准确得多。李之藻所著《同文指法》，实际上是罗马诺学院教授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数概论》笔算方法和明末算学家程大位的珠算著作《算法统宗》的内容，是中国第一部笔算数学。（据程碧波等人的考证，这几十部所谓翻译著作，大多不存在于西方，而是传教士们用拉丁文整理、汇总、翻译中国典籍，其中也有创新的成分，谎称是西方原著再让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 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们刚好赶上明末清初反叛2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反叛封建专制制度的文化思潮，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黄绾、傅山、唐甄、陈确等。这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破块启蒙”（王夫之语）运动，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李贽（1527—1566）是明清启蒙思潮的先行者，对千百余年来以孔孟之言定是非的文化专制，他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思想，对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展开猛烈批判；对正统儒学维护等级秩序、贫贱由命、男尊女卑，提出了“天赋平等”论；对封建礼教束缚人的思想提出了“童心即真心”、“各从所好，各聘所长”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思想；针对道学家们“存天理，去人欲”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饮食男女之谓道”，主张“无私则无心”的私产思想。 黄宗羲（1610—1685）的《原君》、《原臣》、《原法》直指君主专制和纲常礼教，用历史比较法，批判专制，主张改革，痛骂封建帝王为“独夫”、“民贼”，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主张“天下之法”，反对“一家之法”；呼吁官僚们为官之道应“天下为主，君为客”。他还是“议会制”的首倡者，提出“公是非于学校”政治主张，设想国家设“太学（议会）”，选举“祭酒（议长）”，地方设“学校（郡县议会）”和“学官”，通过议会议政定是非，限制君权和地方官僚权利。 顾炎武（1613—1682）也提出和黄宗羲相同的政治思想，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众治”、“分天下之权”、民选政府，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方以智（1611—1671）、王夫之（1619—1692）创立了反封建专制、反宋明理学和孔孟之道的哲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天理寓于人欲”、“民之天”、“饮食男女，人之大共”、“均天下”、“公天下”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 明末清初中国启蒙思想萌芽于新兴资本主义土壤，是对改朝换代社会大动荡的激愤思考。他们从大明的凋亡覆灭看到了封建专制的不可延续性，从宋明理学空谈误国看到了孔孟儒学的守旧无用。但是满清王朝很快登堂入室，专制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宋明王朝尚能文人治国，大清王朝是外族入主，必然施行暴政，压制自由思想，致使王夫之们的启蒙思想火花，未能照亮泱泱华夏的夜空。 机缘巧合，在王夫之一代相继陨落的时候，万里之外的欧洲，特别是法国，一颗颗璀璨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葛德文等等。更巧合的是，在伏尔泰们正在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已经有几百名具有西欧新式大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历的“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官场学界，其中近40%来自法国。耶稣会的使命是传教、办学，中国教区的传教士们即不传教，也不办学，他们对中国的文献、古籍特别感兴趣，似乎他们的高卢主义、共济会或者詹森学派背景更深一些。巧合之三是明末清初中国启蒙思想的矛头对准的是孔孟儒学（宋明理学）和封建专制；法国启蒙运动的矛头是宗教裁判所和路易家族皇权专制。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三权分立，伏尔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卢梭的人民主权，尊重私产，都能在王夫之们的著作中找到概念。孟德斯鸠在撰写《论法的精神》过程中，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参阅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所有中国的文献，收集了全部的《耶稣会士书简》，并与从中国回欧的人士广泛交流。 没有巧合，只有传承。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启蒙中国，却启蒙了万里之外的西欧，在那里被发扬光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上世纪初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所说：“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大明王朝实施文人治国，对新思想有一定的包容性，尤其是对科技研究基本不加限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明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如洪水般吞噬大明王朝，如果不是清军乘虚入关造成明帝国猝然崩塌，十七世纪初兴起的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不会中断，中国启蒙思潮不会无声湮灭，中国将和欧洲一起进入后帝国时代，在资本、枪炮、科技、文化“四大金刚”加持下共同创造近代文明。（司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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