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文明，中国汉字有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比起欧洲的字母、非洲的阿拉伯数字，汉字以及种种迹象充分说明中国是最大、最早成为智人的国度。同样，我们可以从历史古迹来看，东方的文化遗产远远比欧洲和非洲都要多。同时，中国也很早就开创了科举制度等。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体格比较中发现端倪：例如，人类早期，黑、白种人以狩猎打猎为主，其体型一般都比较高大；而黄种人则以农业耕作为主，长期勤于劳作即智力都长在了脑瓜上，故其体格一般都相对较矮小......
汉字起源于商代之前，经历了甲骨文、小篆、隶书、楷书、宋体等多个字体阶段，积累了丰富的文字文化。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对日文、朝鲜文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汉字不仅可以用于学习知识、人际沟通，而且对于人类形成的思想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汉字思考关于民生、社会、国家等各个问题，形成逻辑性较强的书面语言，通过宣传、传播成为发人深思的智慧之语，从而奠定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智人国度。而在民间，更多的类似于《共绘网》这样的智库不断兴起，肩负国家兴亡之责。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在中国哲学中，尽管形式逻辑被相对忽视，但辩证思维却得到较早的发展。冯契已注意到这一点，按其理解，早在先秦时期，“《荀子》、《易传》、《月令》、《内经》已具有辩证逻辑的雏形，到了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这种辩证思维或辩证逻辑注重揭示对象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概念的转化与变迁，通过名言的辩证运动以把握形而上之道。确实，相对于西方哲学对形式逻辑的关注，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更为注重辩证思维。在比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时，李约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研究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以上看法显然有见于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特点。 就更广的视域而言，中西哲学形成于人类在不同传统之下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历史过程，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不同成果。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前，中西哲学主要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发展，其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在两者开始接触和互动之后，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开始超越地域的限定而走向世界哲学。从世界哲学的角度看，历史中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既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又都表现为哲学的特殊形态。由此出发，既不能将西方哲学普遍化为唯一或标准的哲学形态，以此裁剪、规约中国哲学，也不应片面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否定西方哲学的参照意义而趋向以中释中。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以中释中意味着仅仅就中国哲学而论中国哲学，这种进路忽视了近代以来哲学已经走向世界哲学的现实背景，单纯地以封闭的方式回溯和理解中国哲学的演化过程，从而既表现出狭隘的地方意识，又呈现明显的非历史性质。（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0)中文的词牌很美。西楼月、忆王孙、如梦令、乌夜啼、长相思。 点绛唇、浣溪沙、诉衷情、忆秦娥、画堂春。 醉花阴、浪淘沙、鹊桥仙、虞美人、玉楼春。 一斛珠、踏莎行、小重山、蝶恋花、一剪梅。 临江仙、钗头凤、苏幕遮、定风波、锦缠道。 青玉案、离亭燕、满江红、念奴娇、沁园春。 凤求凰、雨霖铃、莺啼序。 庭院深深、水调歌头、湘春夜月、烛影摇红。 霓裳羽衣、潇湘夜雨、瑞鹤仙影、 银河浮槎。 红杏泄春光、飞雪满群山、月底修箫谱。 玉人捧露盘、春雪问早梅、桃源忆故人。 缺月挂疏桐。 凤凰台上忆吹箫。
(1)世界古代文明是一个“中学西被”的过程。 从西汉开始，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流和商贸日益频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先后到达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广大地区，之后汉庭不断派出使者，除中亚、波斯来往频繁，还到达了更西的庵蔡（咸海、里海地区）、条支（叙利亚）、梨轩（地中海沿岸）一带，开辟了丝绸之路，西亚客商络绎不绝。盛唐时期，西域、欧洲还处于游牧或奴隶制时期，大唐是域外各民族向往的灯塔国，史籍记载有70多个国家不断有使者、客商、留学生到达长安。朝廷在长安设有鸿胪寺、商馆、太学等,专门接待、安置外国人，对中亚、西亚地区文明开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还在中亚地区设置安西都护府，专司对中亚地区的管辖。宋代与西域的交往更加密切，中亚地区的喀拉汗国认同自己是“秦人”，喀拉汗王自称“中国王”（桃花石汗）。西辽则完全汉化，西亚、欧洲各国均称西辽为“契丹”。 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首先是商贸和文化的交流，中华帝国灿烂的文化、先进的技术传入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中国医学、数学、天文、历法、测量、星象、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都是通过中亚向西传播。伊斯兰教创始人穆哈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汉民族计数法基础上创造了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制，大约8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中国造纸术传遍中亚、阿拉伯和西亚、北非。在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中亚、西亚逐渐进入文明时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花剌子模、阿维森纳、阿尔巴塔尼等等一大批文化人和科学家。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世界不仅从中东地区掠夺了大量财富，也发现了东方文明。公元12—13世纪，造纸术、阿拉伯数字和算学等传到西欧，教会神学院也相继转变为近代大学，研究领域从单纯的神学、经院哲学拓展到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等。此时在拉丁文的基础上相继分化出各民族文字；诞生于经院哲学时期的逻辑学与阿拉伯数学的巧妙结合，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数学问题，使得西欧数学从一开始就高出了阿拉伯数学和中国数学，最典型的成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另一个世界》中说道：“没有阿威罗伊，我们怎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没有阿维森纳的《医典》，我们怎会知道加利安和希波克拉底？没有伊本·赫勒敦何来社会科学？没有比鲁尼，何来天文学？没有花剌子模，何来数学？”他所提到的医学家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天文学家比鲁尼（公元973-1048年）、数学家花剌子模（公元780-850年）都是中亚人，“昭武九姓”的后裔，自汉代以来一直保持着与华夏主流文明的密切交流，中国文化和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能够通过他们得以西传。所以，林鹏教授、河清教授等认为中亚是第二个文化中国，西亚和欧洲则是第三个文化中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3世纪末、14世纪初，《马可·波罗中国游记》在西欧广泛传抄，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尽管很多欧洲人把马可波罗当成骗子，但更多的人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叫“中国”（契丹）。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考证，明代郑和船队副使曾到达过米兰，向教皇赠送了《授时历》、《星历表》、《农书》、《九章算术》等中国典籍。基督教欧洲发现了东方、发现了神造之外的世界，那里不仅有精美的丝绸瓷器，还有灿烂的文化、先进的科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形态。到中国攫取财富、抄袭文明，成为冒险家、商人和基督徒们的共同梦想，由此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和传教士“征服”时代（利玛窦中国札记原书名是《利玛窦征服中国史》）。 传教士以传教之名，借道阿拉伯、印度来到中国，拿走了《四书》、《五经》、《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甘石星经》、《齐民要术》、《古六历》、《大衍历》、《授时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历代史籍、医书等等海量文献、百业技术。从《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等西人著述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辉煌文化的敬仰与赞叹；启蒙运动先哲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等，也从不吝啬对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词。（司民权）
(0)   1  
共4条信息 |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