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求职难”是现在社会的普遍现象，学历在这条慢慢艰辛求职路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时都明确写着“985，211高校毕业”、“非研究生勿扰”等字样，让很多达不到要求的应聘者望而生畏，止步于前。谈及学历与能力，大多企业公司都郑重表示学历不等于能力更注重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前，分别在烟台和南京举办的两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很多企业露出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真面目，以“第一学历并非985或211”为由拒绝研究生求职者。类似情况屡见不鲜，还有公司宁愿招收符合学历要求的求职者也不招有工作经验的但不符合学历标准的，学历在企业招聘中地位之重，由此可见。然而在现实巨大工作压力下，学历可以等同于能力，可以替代能力吗？企业为何如此看重学历？学历低但有能力的求职者该如何在招聘中拔得头筹？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东亚教育的悲剧是在培养错的人。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 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 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诺奖得主中村修二
(0)关于陈春花教授博士学位的来历和含金量的问题，需要尽快澄清。关于陈春花教授的博士学历问题，至少我八年前就听人说起过，网上也早有流传。我相信，这一直是陈春花教授寝食难安之处，可能她自己也是追悔莫及。 关于这个博士学位问题，我个人认为有时代原因，也是情境所迫。但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换成我自己是做不出来的。公众有权力要求陈春花教授和北大国发院、华南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甚至复旦大学（已经去世的东方管理学的创始人苏东水教授是陈春花教授的恩师）、南京大学的赵曙明教授（陈春花老师是他的博士后）帮忙解释一下吧，免得每隔一段时间，不明真相的人反复就这个问题进行“炒作”。 如果情况属实，北大这种中国最高学府，容忍一个博士学位来历不明的人当教授，当院长，那么，中国教育界、管理学界情何以堪，哪里还有什么基本的师道尊严？ 当然，博士学位含金量不高（甚至博士学位造假，就是买来的），不代表陈春花教授没有真才实学。我个人认为，这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因为前者就彻底否定陈春花教授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毕竟，中国管理学界绝大多数的学者还不如她更了解企业实践。北大国发院离开了陈春花教授，很少有几个教授能镇得住EMBA的场子（我还真的不是故意贬低他们）。（赵向阳博士）
(0)董明珠：接受能力、领悟能力不高之人，不堪培养。（“朽木”之人不能培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块好的玉石材料才可以雕刻成玉器出来。朽木是难成材的！一个不够“醒目”的下属是很难委以重任的。带这样的下属只会让上司身心俱疲。往往他做错了，他还觉得无辜。这种人，只适合做简单、重复的工作且需多关注。不堪大用。
(0)我们要回到教育价值观的主题。我们教育的价值观，或者说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很长时期是一直处于普及教育阶段，所以我们把知识和学历作为重要的目标。我们评价一个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凭还是大学文凭，是本科还是大专。现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在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群中，中国现在已经有54.4%的人在大学学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进入大学，这就是进入了国际评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过了50%就是普及化了。随着新出生的人口减少，少子化，今后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就像今天在韩国、台湾地区看到的那样，不需要很高的考试分数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去说要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步。在“后普及教育”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是什么？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样的价值观，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善。也就是说，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让孩子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经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做法是更接近于幸福的目标的。（作者：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
(0)   1  
共5条信息 |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