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身处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必然是互联互通，结果是开发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造福。
二战后，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非洲开发、亚开行、欧洲复兴开发和亚投行等纷纷成立，这些银行早已成为世界金融、货币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促进世界金融的有序发展，早日建成全球的公共产品与互联互通，这些世界性的银行机构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把世界公民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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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完善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原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与境外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签署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区域内监管协调机制，促进资金高效配置，探索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与综合服务平台，强化风险管控。不过随着区域内国家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合作问题日益凸显,表现为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协议的约束性不强,执行力较弱，缺少惩罚机制，合作深度不足等方面, 为此可考虑将监管协调机制上升到规则或制度层面，增强约束性和执行力。作者李珊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0)2016年1月16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习近平总书记见证下，57个代表团团长共同按下按钮，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启动。 “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阐明了这一举世瞩目新创造的深远意义。 全球经济治理的天平，不应长期向富国一方倾斜。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再到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已从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通参与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变革的“发动机”。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在时代潮头引领航向的中国，始终不忘自身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底色。（记者刘华 韩墨 杨依军 郑明达 温馨 潘洁）
(0)《共绘网》，为人们勾勒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涉及当今人们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命题。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从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0)七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还是大股东，影响力当然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历来是欧洲人，所以欧洲也有更大的发言权。亚行是日本和美国两国为最大股东，但是，作为亚洲的国际多边机构，日本人一直担任行长，美国拥有永久的副行长职位，各个成员国也都基本接受。其他国家则要推荐合适的人选竞争副行长的职位。我是中国第一人去竞争亚行副行长的，2003年我去竞争亚行副行长的时候，中日关系并不好，当时亚行的行长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对我也比较了解，他相信我不会给他添乱，我国政府大力推荐我，所以最终日本同意了。此后，中国人一直在亚行有一位副行长，中国在亚行的作用也加大了。（作者：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0)亚投行的建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制定游戏规则是多么重要。我们以前一直是玩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有的时候，游戏规则会改一改，当然在国际机构里，不容易那么改。这一次，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并邀请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参与。整个过程，平等协商，体现了不同发展程度和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创举。我们业务的以亚洲国家为中心，但是，也要顾及域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贷款业务需要扩展到其他地区，这是因为亚洲不可能独善其身，互联互通不限于亚洲自己内部。我们这个银行，跟世界银行是不一样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这个银行借款，没有出资国和受援国之分。当然，欧洲国家是不会来借的，但是，我们就是想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多边机构，坚持最佳实践，非政治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矛盾，不要扯到多边机构里来。在中印边境闹冲突的时候，亚投行仍然给印度提供贷款，国内有些人都想不通，怎么我们这边在打架，你们那边还给印度提供贷款？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企业和银行一说，他们都很理解，我们的企业想进去还进不去呢，怎么不可以？再说资金又不是给他们白送的，要还本付息的。也有人认为，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给印度提供贷款呢？我怎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时候打起来呢？我们早就排好了日程，根据项目进度上董事会，双方在这个时候闹起来，我们怎么改？我没法改。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亚投行管理部门依然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办事，在国际上的反响非常正面。这是对亚投行国际机构性质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前不久，我跟德国智库开一个视频会，德国人对此大为惊讶，印度居然在亚行的贷款总额里占25%，是第一位的借款国。我说，这有什么惊讶的，这不就是国际机构么？我们不能平时讲国际标准，最佳实践，遇到实际问题，就想不通了，另搞一套。一旦失信于人，要挽回声誉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谈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2017年由董事会批准的“能源战略”里，并没有排除煤电，只是为提供燃煤电厂项目融资设立了一些较为苛刻的条件。实际上，五年来，我们从未做过煤电项目，或者与煤有关的项目。我在去年九月份，一次国际徽商大会上提出，亚投行不做煤电项目或者与燃煤有关的项目，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上特别是欧洲国家，使得亚投行的声誉地大大提高了。这次我在博鳌参加一个圆桌会，那个会上也有外国人，商务部钱克明副部长在发言中提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他说有个问题挺纠结的，就是输出煤炭技术。有些国家要我们国家帮忙建造煤电厂，但是造煤电厂又有声誉问题，所以感到很纠结。我在发言中介绍，亚投行是不搞煤电的，我们的资金有限，亚投行要起导向性作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会上，我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明确宣布“一带一路”不搞煤电，只支持清洁能源，必将大大提高“一带一路”的声誉。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更多是当学生，多学习，现在也可以当老师，给别人上课了。但是，全方位地赶超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一点，谦虚谨慎，这总是没错的。（作者：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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