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敏学术不端事件正在发酵,其团队核心成员证实有抄袭国外人工耳蜗新技术。而近些年诸如此类的学术造假事件绝对不在少数,从披露来源看全国多所高校名校卷入其中,从造假者看也不缺乏高学历高资质的院士博士,他们不光论文抄袭、项目造假,而且学术腐败,金钱交易,一股不良习气暗地养成。
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产物。这种不道德表面源于造假者自身懒惰不端的学术行为,但根源上滋生于浮躁的学术大环境,很多高校争排名抢名次,对论文的要求重量不重质,给很多学者造成潜在压力,潜心研究耗时耗力到头来却是吃力不讨好,其次,高校对论文项目的监管制度的严重缺失也给造假一线生存机会。因此,只有净化污浊的学术环境,完善监管制度才能保证日后再也无文贼。学术造假问题,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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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难题。这几年国内针对学术不端在高校进行了多次自查活动,但只凭自查和事后处理,还不能够解决学术不端的问题。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杨立英研究员表示,现在在处理造假行为方面,基层的配合度并不高,因为一旦落实就会影响上级部门对基层的评价结果。很多国际出版商反映,在回复论文工厂质疑时,难以联系到中国科研人员与中国高校,邮件往往石沉大海,导致学术不端审查无法进行。 杨立英还表示,学术不端的产生与发展是循环链,涉及多方主体如科研人员、论文工厂、管理部门、出版界、第三方评估机构。发现一起治理一起比不治理强,但如果治理不能形成闭环,而且缺乏常态化、建制化的实效措施,即使有收效,但难以根治。 “国家的这种专项打击是很有意义的,可以通过某一个典型的事件,推进整个的制度或者治理上的变化这样一些变化。但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应该从整体入手,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如果说没有一些系统性变化,那专项治理就像一阵风,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王景周说。 “造假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王景周解释,现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建设和治理手段没有跟上。 例如,第三方是学术造假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发达国家会受到严格的规制。但在中国往往是购买论文者受罚,制造论文者却没有受到制裁。尽管《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论文买卖、代写、代投服务,但惩罚和执行的力度都相对较弱。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印波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曾表示,现在国内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 结果是,受到惩罚的往往是造假论文的买方,而作为卖方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论文工厂却逍遥法外。在刑事上,国内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而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都有将代写论文列入刑法的尝试[15]。 “把论文工厂打掉,可能它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去打击科研人员的话,论文工厂的手段反而会越来越多样化。对科研人员,我们可以从国家制度上做一些改变。”王景周说。 破五唯开始改革开始之后,国内的制度已经出现了改变。周小明提到,现在一些医院改变了医生评价的标准,开始纳入更多维度的考核。但不同地区和单位改革力度的差别很大。在职称评审中,很多单位潜移默化中还在比较哪些医生发的高水平期刊多,分数高。 改革的步子不大,是因为有现实的困难。周小明解释,医生考评按理说是应该按业务量来评价,但业务量不容易考核。比如两个医生都看500个病人,就很难看出高低,还是要找其他的维度来评价。 2023年初,中央科技委成立。周小明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来推动科研人员评价标准的改革,比如研究型和临床型医生评价标准的区分,对学术不端进行事前的约束。 针对国外的出版集团,中国科学院2020年发布了国际期刊预警清单,之后每年更新一次,提醒科研人员慎重选择出版平台。 具体来说,通过评估论文发表数量、退稿率、文章处理费、自引率、撤稿率等,指出具有风险特征和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预警系统分为高、中三个级别。低,风险指数依次降低。自这份预警名单发布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有所下降[16]。 不过,周小明表示,中科院提供的国际期刊预警清单是一个指引,但是还不是一种官方的强制标准,只是行业内的行规。中国还没有对标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的国家级别的机构,各部门缺乏统一的行动,约束学术出版巨头。 “中国已经发展到论文出版数量、引用量,包括高质量论文数量,都在全世界排在第一第二了,其实该做一些工作,在国家层面和这些出版集团约法三章,让它们也尽到审核的责任。”周小明说。撰文丨张天祁
生活里越是蝇营狗苟投机钻营,学术上越爱搞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东西。明明自己是满眼粗浅名利的“日子人”,却要指责那些从“靠什么吃”这个最基本的视角来研究特定时空群体分化现象的人陷入了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普遍主义宏大叙事。
国内科研如此势力而非尊崇实际应用造福人类, 其实是最近几十年才得的欧美热, 人们天天批判中国学术掺水,美帝才是人类之光。何尝想过,美帝难道就没有掺水文章?美国就没有学术造假吗? 当然,得拿数据说话。retraction watch 中国撤稿占比已然世界第一, 但撤稿文章中绝大多数则来自一些县级医院。这些医院医生为了业绩发一堆捏造数据。导致撤稿数量很高。中国的撤稿率比新加坡低,比荷兰略高。排名14th美国排34th。 而nature index方面,中国在材料,化学,物理,和环境科学已然大幅领跑美国,在地球科学与美国相近。但在生命科学方面则被大幅甩开。总体的share加权数据一栏已经在美国的90%左右美国2w中国1.8w,且以较少文章的数量得到较高share说明美国与欧洲国际合作多,中国则自主研发强。 美国自17年来数据一直2w左右,中国则是从不到1w一路包抄到1.8w, 即使西方世界主导,主办的视若瑰宝的NCS顶刊,中国虽被美国大幅领先但share一栏得分也是英法之和了。 对此我十分看空未来十年美国的科研发展。相反,生物界的创新则多来自化学界,近年来我国在化学分子级别的时光拍摄上进展很快,发了不少光电材料捕获光子产电的时空摄影。乐观估计,这些突破则可以反哺生物界让人们可以直接的通过观察细胞内部分子运行直接从分子层面重新理解生物学。即使保守估计,新材料和新的化学分析方法也能在生物医学界大放异彩。 希望各位不要妄自菲薄,十年之后再来看老师的预测。本土成果会遍地开花的。
学术自由首先是学者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不受他人或组织干预的自由。一个人从事学术活动时,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研究课题,自由探索学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者可以接受他人的建议或批评,但这种建议或批评只是参考,学者对学术成果独自承担责任。学者是公民,自然也应该遵守本国宪法法律。密尔在《论自由》中阐述了两条原则: “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消极自由。应用到学术上就是消极学术自由。消极学术自由也可以说是守法原则,因为法律界定了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免受伤害,在宪法法律之内公民是自由的,超越法律则会侵犯他人的自由。学术是一项特殊性的活动,还需遵循学术共同体共同制定的学术规范,例如,不能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等等。学者也不能以学术自由之名违反学术规范。如果学者以学术自由之名肆意妄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自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学术共同体的谴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守法就是遵守本国现行宪法法律,而非以他国法律或者本国过去法律作为标准,这是法治常识。如果有人认为现行法律不合理,也只能通过合法程序来推动法律的修改,但在法律修改之前我们必须遵守现行法律,苏格拉底对待不公正的雅典法律的态度值得每个公民学习。可以说,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底线,也是学者的底线,学者不能以学术自由之名违反宪法法律,否则社会将会处于无序状态。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少中国学者那里,学术自由只有字面上的意义:“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极少数学者甚至于借学术自由之名挑战中国宪法法律,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误解和滥用。(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陈春花教授本人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危机事件?北大国发院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如果陈春花教授的博士学位真的存在造假问题,那么,这就是致命伤,无可挽回。陈春花教授最好的选择是自己主动从北大国发院辞职,否则等到北大发了声明之后,那就太被动了。或者北大把陈春花改聘成管理实践教授,也是一种变通的方法。 对于通过幕后操作,把陈春花教授送进北大国发院的福建新华都集团,我还是打过交道的。捐一个亿设立王宽诚讲习教授,再给北大国发院盖个楼,这是国外企业和大学合作的通行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前有唐骏,后有陈春花,真的是难为了新华都集团的陈发树董事长了。新华都商学院的教育梦,终成南柯一梦。 (话说回来,民办教育在中国发展空间逼仄,也真的是难为他们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各种曲线救国的招数,真的是螺丝壳里做道场。那些没有躬身入局的人,不知其艰难。大家对此最好抱有同情式理解比较好一些。)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陈春花教授自己彻底挣脱利益的捆绑,至少暂时退出江湖,去美国或者欧洲游学。在某一个学校,花上五六年时间认认真真读一个博士学位(不一定是管理学的,管理学的博士真的没啥可读的),弥补上人生的这个缺憾,消除这个污点。趁此机会,把自己以前的那些著作重新修订,让自己的“学问”更扎实。 当然,这就需要陈春花教授自己痛下决心了。好在她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母亲也已经去世,自己孑然一身,财富自由,有了选择的自由。如果换成是我,一定会这么做的。(赵向阳博士)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文: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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