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两年实体经济的日益萎缩，地方债务伴随而来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地方债务，普通老百姓将在日常柴米油盐的支出中通过降低生活质量为地方债务埋单，还要通过在银行缩水的储蓄，年复一年的为银行利润服务。而更应该要警惕的是，地方债务带来最严重的影响是扰乱了金融市场利率。政府机构随意进入金融市场，抬高贷款利率，挤出实体经济，导致了市场功能紊乱。尽管，中国地方债务规模仍然处于可控范围，但这些风险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地方债务问题，你怎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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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新作自述：从上任之初的遭遇战说起。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日子。当时的重庆，GDP（国内生产总值）仅1 9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正处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务重的发展“破冰期”。上任后的一年里，许多急事、难事接踵而来，考验着我这个“新官”。得益于多年形成的重组思路和实践经验，我不回避矛盾，迎难而上，见招拆招，将矛盾一一化解。至今回忆起来，过往种种情形仍历历在目，令人回味。 一、点金烂尾楼。 一座烂尾楼，36次上访。 重庆市委、市政府毗邻办公。报到当天，我路过市委大院，只见门口围着两三百人，黑压压一片，明显是上访的。把自己安顿好后，我顺口问了一句：“这些上访群众是从哪里来的？”马上有人回答：“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过了大约一个月，一天下午，我正在单位办公，忽然听到市政府门口吵吵闹闹，起身一看，又是一堆人围着。一打听，还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怎么还没解决？于是，我把当时分管稳定的办公厅副主任叫到办公室。他说：“这个地铁中心花园是1992年开建的房地产项目，包括高层住宅、写字楼和商铺。1997年，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成了烂尾楼，1 000多户居民的钱套在了里面。为了讨说法，随后4年里，他们36次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市政府有关副市长、秘书长，大大小小的协调会开了不下20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只能暂时把老百姓劝回家。可问题得不到解决，过一段时间老百姓又会来，如此反复，成了老大难。” 听了他的简要介绍，我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烂尾楼坏账造成的信访积案，就接着问：“按照你掌握的情况，这个项目是否存在严重的资金‘跑路’，就是开发商有没有拿银行贷款去炒股、赌博，造成项目亏空？构不构成刑事案件？”这位同志回答：“开发投资量与实物量大体平衡，开发商的资金基本沉淀在项目上了。” 开发商玩的是“空手道”。 我当即决定：“你通知项目相关单位，包括银行、施工单位、房管局、重庆市建设委员会（简称市建委），还有法院、公安等方面的同志，今晚七点半开会，我先听听情况。” 晚上七点半，我一进会议室，就看见房间里满满当当坐了70多个人。我之前只是说“相关单位”，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关单位？原来这件事前后协调了20多次，各方面的单位、部门都搅了进来，全成了相关单位。 见状，我就让大家分别发言，报告地铁中心花园纠纷的来龙去脉。 原来，地铁中心花园的开发商是个小老板，玩的是“空手道”，其本身资本金不足，完全靠负债造楼。这个项目位于解放碑，建筑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1992年，重庆工程造价比沿海地区低得多，每平方米仅2000多元，整个项目建完要花2亿多元。那么这个小老板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征地动迁要补偿。他跟居民说：“暂时先不补偿，你们到亲戚朋友家里借住，等3年后房子造好了，我给你们分新房。3年过渡期里，我每年再给你们动迁费15%的高利息。”既然有钱拿，将来还能住新房，那么动迁居民自然乐意。而且，最初3年，大家确实拿到了高利息，所以相安无事。 其次，工程建设要花钱，他就用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银行答应贷给他1.64亿元，但要求利息必须是15%，而且放款之初就扣一年利息，即2 400多万元，这就是俗称的“砍头债”。他饥不择食，当即答应，从银行拿到了1.4亿元。 最后，还差6000多万元，他就搞售房返租，承诺20%的回报率，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于是，800多户购房者上了套。 等勉强凑够了2亿元，他就开工搞建设。但房子刚刚建到七八层时，建筑施工就用了1亿多元，而支付给动迁群众、售房返租户和银行的高利息，又用去几千万元，因此资金很快就见底了。1997年，银行见开发商连续两年都不能还本付息，遂起诉到法院，申请冻结资产。这样一来，开发商彻底变成了穷光蛋。老百姓的高利息没了着落，就找他算账。后来发现找他没用，就开始到政府上访。这个项目涉及1 000多户老百姓，3000多人，每次只要出动10%，就是300多人，足够“包围”市政府了。因此，1998年以后，关于地铁中心花园的集访就没间断过。 惯常办法行不通。 其实，这件事性质很明确，就是项目业主骗了百姓、坑了银行。按照惯常思维，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开发商控制住，强制开发商还钱。但现在开发商没有钱，抓了也没用，死扣还是解不开。二是为了社会稳定，政府出钱兜底。但当年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还不到100亿元，财政本来就吃紧，没钱兜底。再说，政府有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毫无道理。既然两条路都走不通，事情就僵住了。大家都想解决，但都束手无策，开了20多次协调会也没能破局。各方胶着，都没有办法。 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组。我边听大家发言，边思考。地铁中心花园位于重庆最好的地段，如果10万平方米的房子能建造好，当时可以卖出4亿多元，是物有所值的。但问题是，开发商东拼西凑的2亿多元，其中一半以上付了各种高利息，现在还拖欠银行贷款本金1.64亿元、拆迁户补偿款和售房返租户购房款1.2亿元、施工单位工程款3 000万元，加上1997年以后拖欠的银行利息和老百姓的利息、租金6 000多万元，总共是约3.7亿元。同时，要建好房子，后续还得花6 000万元。如果有人接手，总计需要投入4.3亿元，而房子卖完大体可以回收4亿多元，基本没的赚，哪有人肯干？ 重组追求的是多方共赢，任何一方的利益严重受损，重组都推不动。具体到这个项目，战略重组者是“救生员”，即便不求赚大钱，起码也要有利可图；银行贷款是国家资产，也不能血本无归；老百姓挣钱不易，更不能让他们承担坏账。
(0)中国经济发展本身的挑战。 未来5-10年中国所要面对的经济发展本身的挑战有很多，我今天只讲一个，坦率地说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债。 目前中国地方债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很关键？我们来剖开分析。 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直接的因素是什么？投资。 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中国消费相对稳定，出口波动占比进出口也有限，主要的影响就在投资。 那影响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包括各种各样的基建投资。 影响政府投资波动或者限制未来增长的是什么？地方债。 我有一个博士生做博士论文，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开例会，他最开始研究的是中国债务问题，一点点顺藤摸瓜，最后发现：中国债务水平高不是因为中国企业，也不是中央政府，根源在于一大批地方政府。 而且这种债务是隐性的，通常以金融服务集团的形式出现，表现为金融服务、商业投资，使得债务水平一直居高不下。 包括我自己去调研，发现不少地方发新债补旧债，利率还很高，我去听了数据都觉得害怕，说他们怎么还睡得着觉。 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外，中国有大量的地方政府，自身税收的增长有限，收上来的也会大量给中央，另一方面又背了很多债务，这种情况在未来5年一定会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挑战很多，其他先不讲了，未来几年的重中之重就是地方债务问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0)开展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改革，以处理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加强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风险分担。应继续推进政府间财政改革，使中央政府收入与省级支出保持一致，并将以往由省级政府承担的一些教育和医疗责任集中到中央，减少地方政府的长期借款需求。还应建立健全的公共债务管理法律框架，规定中央政府可对地方借款实施行政控制，从而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有力的财政监督。还需要完善财务报告制度，确保地方政府债务和预算外活动数据的及时、可靠。应确立更加严格的问责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审计和对违规情况实施相应处罚。此外，还建议加强财政状况较弱的省份与财政状况较强的省份之间的财政风险分担（例如，通过有条件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此举有助于解决财政状况较弱省份的公共财政不可持续的问题，并缓解这类省份的潜在宏观金融负面循环（Han，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第2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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