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的核心是引用某人或某物作为誓言真实性的见证，在其面前表明自己的忠诚和决心，并接受其监督和处置。由于宣誓的目的是让人相信宣誓者的陈述是真实的，所以，公证方必须拥有比宣誓者更高的权威，否则，其对证明宣誓者的可信度就没有什么帮助。
据美国历史记载，手按圣经宣誓源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是个基督徒。美国国父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而至今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领导人上任宣誓时，需向全能的上帝发誓，让上帝来见证，表明自己的忠诚，政教合一突显。相对应的，中共党员的誓词却是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处置，两者比较你看出了什么问题吗？请在此说一说吧！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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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我认为《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归根结底，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讲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信仰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0)自强首先在立志。习近平15岁便去延安插队，在那里7年磨炼出了一颗亲近群众的赤子之心。刚到梁家河村，京城的孩子难免感到不适应、不自在。他曾说：“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①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他开始转变思想，主动跟群众打成一片，几年里过了跳蚤、饮食、劳动和思想“四大关”，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要为人民做实事”的有志青年。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自强是不可停歇的，君子每天从早到晚都随着天时为大众服务，从不止息，到了晚上会更加警惕自己，不敢懈怠懒散，这样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和能力，在各种事务中避免过失。少年习近平吃苦耐劳，渐渐融入农村生活。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冰雪刚刚融化的时候站在冰水里干活，一年到头都是劳动。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就在窑洞里铡草，晚上有时看牲口，有时还要出去放羊。在乡亲们看来，习近平吃苦耐劳，一点没有书生气，大家都愿跟他接近。他也慢慢融入群众，群众见他有所转变，对他的态度也好起来，去他那串门的人渐渐多了，他的屋子也慢慢变成了活动中心，每天晚上都有络绎不绝的老老少少。习近平就给他们说书，讲古今中外的故事。群众都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没听过的事情，就连支部书记也越来越愿意找他商量事情了。劳动之外就是读书，习近平爱看书的习惯也令乡亲们津津乐道，常说他刚下乡时就带了一箱子书，经常在煤油灯下读“砖头一样厚的书”。艰苦的生活滋养了他对待群众的赤子之心。他说：“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君子进德修业。”自强要在德行能力上不断提升，君子以德为本，先建立正确的思想指导、行动原则，再成就事业。知青习近平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支先进的队伍，向往接受党性锤炼，但因为当时的家庭背景，他连续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才如愿入党，因为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他很快当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位年轻的支书其实早就惦记着一件事：梁家河村拉煤费力又费事，怎么办？正巧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用沼气池照明、做饭，于是他自费考察学习，回去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建成了第一口沼气池。随后又带领社员建成十几口沼气池，基本解决了做饭、照明问题。还组织村里成立铁业社，不仅能保证农具的自给自足，还可以出售，增加集体收入；他还把北京奖励给知青的福利换成农用工具分给乡亲们。这段经历让习近平与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要离开梁家河村去上大学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为他送行，送了10多里还不舍得回。带着群众的支持，带着对乡亲们的牵挂，习近平走上求学路，走上实现“中国梦”的道路。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自强是敢于历练，在不同层次的实践中，以自身德能为广大人民办好事，实现“大人”的作用，“与天地合其德”。习近平始终坚守“为人民办事”的信念。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当时国防部部长耿飈的秘书，他踏实、好学，培养起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1982年，习近平秉持“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的理念去了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在那里，他依靠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作家贾大山了解社情民意，并推举其出任县文化局局长，把文化系统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吸引人才来正定发展，他到各地“三顾茅庐”，邀请武宝信将科研项目落户正定创收30多万，说服邱斌昌夫妇挽救濒临倒闭的县油嘴油泵厂，等等。1983年，正定工农业总产值为27781万元，比1981年增长34%。接下来在福建的18年里，习近平访贫问苦，走遍了闽东九个县，集中思考脱贫问题；面对福州发展落后于其他城市的现实，主导推出了“3820”工程；在宁德干部违规占地盖房问题上，为了300万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惜得罪几千户干部。③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也始终为民生奔走疏通、真心实干，2007年浙江省民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群众对于十个方面实事的满意度达88.8%。④到中央工作后，他的足迹更是踏遍31个省区市。“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习近平守护着初心，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高层，始终不变初心，开创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局面。作者：秦芳，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0)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有总书记领导，人民真幸福！” 2021年8月，河北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村民霍金和习近平总书记唠家常。 “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望着聚拢过来的乡亲，总书记说。 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道道“难题”变“奇迹”。越是深入了解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越能深刻理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犹记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三期叠加”。在党中央科学决策下，我们实事求是进行改革调整，“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果断转向高质量发展。 犹记美方肆意加征中国输美商品关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勇开顶风船、无惧回头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犹记世纪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我们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经历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感悟波澜壮阔、气势如虹，共识愈发坚实。 砥柱立中流，风雨安如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中国式现代化就有坚强保障、光明前景。（人民日报记者胡果 吴秋余 王浩）
(1)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经历了“政教分离”的政治运动，这导致了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分离，也使现代欧美国家试图在各种宗教和道德学说之间保持中立，主张建构一种“薄”的政治体制。例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构想了一种“非整全”的政治结构。然而，这种尝试多半是不成功的。因为，罗尔斯所谓的纯粹政治的秩序，本身不可能跳出价值观念的限制。 与西方政教分离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道德与政治的相辅相成，强调人们的德行以及道德论说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奠定了为政以德、仁政爱民、政在养民的治理理念。基于这样的政治观念，奠定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历史文化根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持续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保障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公平，并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从中国社会的结构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等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因此，通过制度改进消除身份差别，弥合城乡差异，尤其是提高在医疗、养老、教育和文化产品供给方面的公平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对于稀缺资源的公平竞争机制，以及对于必需品的按需分配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共同富裕社会。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现代化，是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所有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的现代化。（作者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0)约翰逊倒台，苏纳克第一次争夺首相之位惜败给特拉斯，但没想到特拉斯出了个昏招迅速倒台。 现在苏纳克自动成为英国首相，其他人包括闻声而来的约翰逊也表态放弃，那只能说明，经过一晚上的拉锯谈判各方达成协议了。 苏纳克这个首相当的很爽，一边大权在握，一边家人赚钱避税两不耽误。 他明确说了，他是政客，但老婆不是政客，换句话说她老婆在俄罗斯经商也罢、想办法避税也罢，总之影响不到他。 片叶不沾身，果然是西方政客精英。 前面约翰逊、特拉斯都趟过雷了，在首相位置上“比过烂”之后，英国老百姓宽容度已经拉到最高，后来者只要正常些、别出昏招就行。其实话说回来，不论谁上台，英国在国际上还是向美国看齐的。幻想这些精英政客是好人、是为了和平，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对我们而言，还是坚持以我为主，有实力才是硬道理。作者 | 燕大
(0)改革开放后，西方传统哲学在中国的再度盛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哲学基因。西方哲学盛行使得二元对立哲学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障碍。例如，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在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关系，很容易理解，但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就只能理解为要么是“党主”要么是“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也只能被理解为要么“德治”要么“法治”；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也不可能被西方哲学传统所理解，更不可能被接受。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界在“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二者选一站队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学二元对立思维，而“权利本位论”无论是从思维方式和从价值观上判断都是完全西方的。事实上，权利与义务和权力与责任都是共生共存的，只有在关系之中才能理解，也只能在历史的发展中才能逐步完善，这就不仅需要超越传统二元，甚至要在包含了“关系”与“时间”维度的四元哲学体系中才能有科学认知。(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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