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已经在多条战线对华打响了舆论战,设置了多个美丽而诱人的话语陷阱。
更为恶毒的是,美西方炮制“民主vs威权”的舆论陷阱,还企图把中国包进去。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当局的一切以武拒统、倚美谋“独”之举,都成了“民主政体”对抗“威权政体”的活教材......那既然美西方不择手段输出意识形态、搞颜色革命,结盟围堵中国,中国也不能坐以待毙,应光明正大传播成功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壮大人类进步事业。对此,您持何种态度呢?请在此说一说,让更多人受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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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以此指导认清大变局的内涵要义与演进趋势,辨识战略挑战、战略机遇、战略风险、战略环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世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成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大变局中的这一趋势,意味着西方主导400多年的国际格局和体系将迎来全新的变革,刺激着美国不断散布“中国发展见顶”“台海开战风险”“中俄威权联盟”“中国经济胁迫”等话语,看空唱衰中国,污名化中国的战略意图。美西方越是采取偏执狂躁的围堵政策,越是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超越了西方意图把控的界面,越是证明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大国发展道路。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鑫
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社会发展观。 1989年初,罗荣渠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社会发展观。这一现代化理论方面最具有原创与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在罗荣渠教授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观和现代化理论大多主张“一元单线”,即认为人类社会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莫不遵循一种模式,沿袭同一路线,所谓“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无论韦伯、帕森斯、罗斯托等学者,还是老布什、撒切尔等政治家,无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美国化”,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制度与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的变革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但在列宁逝世后的一个时期里,苏联理论界出现马克思主义走向教条化的倾向,主张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必须经由的路线。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苏共领导人强调苏联模式和制度的唯一正确性,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当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把本国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罗荣渠教授提出的“一元多线”论强调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一元”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轴,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多线”意为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发展千差万别,而非划一的、同步的;即使是同一区域,各民族也不是按同一顺序或大致相同的时间迈向下一梯级。由于每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使社会发展呈现多向度、多样性特征。 “一元多线”论用对历史发展唯物辩证的阐释代替了机械的、教条的和片面的框定,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性限定在特定地域的特定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 由第二代领导人成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观点是实事求是,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认可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认为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制度和价值不一定同样适合世界其他国家。“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一元多线”论是罗荣渠教授从一个学者的立场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本身蕴涵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包含大量等待学界探索与发现的原理。
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两个结合”是根本经验;探索了许多有效途径,其中“两个结合”是根本途径。中国具体实际包含时代特征,中国化内含着时代化的要求。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只有同具体时空中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结合,才能发展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中国人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蕴含着许多优秀理念,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第二个结合”是在文化的根基层面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中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夯实。(作者:颜晓峰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路在脚下。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平静而充满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理论与实践,着眼的是治国理政的大文章。这篇文章,处处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总书记说: “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千古文脉一华章,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始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所走过的路,更深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苦难辉煌的文明史。这条路,认准了就大胆探索,一往无前。【杜尚泽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亿万青年的寄语,也是青年人肩负的时代使命。“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重视青年、培养青年、爱护青年、瞩望青年,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考虑,将青年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考量,把青年视作民族复兴中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激励广大青年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人民日报记者姜洁 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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