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过：“如果动物光吃不胖，那它肚子里一定有了寄生虫，如果百姓勤劳而不能致富，那社会一定有了吸血鬼”。这句话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不过时，在当时风雨如晦的年代还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怎样的胆魄和无惧。
像鲁迅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还有很多，如著名作家李敖、评论家陈丹青、主持人白岩松、解放军空军上校戴旭……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上也多了诸多记者、学者、专家、教授以及文学家、理论家和哲学家等，可是敢于说真话的“评论家”却少之又少，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宝贵资源，但是真话总要有人去说，因为说真话实话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和脊梁......
网上、生活中充斥着社会美好、国家富强的美好话语，诚然，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着便利的一切，可是背后的矛盾、冲突却无人敢说，即便有人站出来，也会被歪曲成“破坏分子”，这是社会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让建设性和批判性思维得以相容相济，直面沟壑，才能让大海更宽阔。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我转发、传播了许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快传播《共绘网》与智者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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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的状况则是一方存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和半文盲，另一方又是未曾从士人角色根本上转变成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后者自视满腹经纶，但所拥有的知识，或是对现代化有害无益的“修齐治平”之学或变相的“修齐治平”之学。他们中的一部分即使习得了现代科学技术，但受了传统的“君子不器”观念的影响，仍是将这种“小术”内化为步入“大道”的手段。显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在根本上彻底从“御用××家”等角色中彻底转变出来，不投身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脚踏实地的“学”与“做”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的路途无疑会更加遥远。（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0)勇敢发声说真话，是一种稀缺的品质。人们总是习惯于沉默。即使那些善良诚实的人，也会这样想：我不愿意说谎，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害怕发声，那我只好保持沉默。 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种现象那就是：沉默是金，自保当紧。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是没有未来的。有本书叫《房间里的大象》，作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认为，社会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要向那些勇敢发声说真话的人致敬，他们是一个民族前行的火种，因为有他们在，会让秉持同样观点者不觉得孤单，会让沉默彷徨者受到鼓励…… 这个世界需要敢发声敢说真话的人。虽然不是每一次发声都会有好结果，但是不发声，你永远不知道你也能改变什么。 向何赛飞老师致敬，向所有勇敢发声说真话的人致敬！ 也与读友诸君共勉！
(1)最近读邓晓芒教授的《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见到书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释： “辩证法讲矛盾，就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这是最根本的矛盾，然后发展出了两个对立面。真正的辩证法、西方发展出来的高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辩证法没有进入这一层次，它总是一开始就给定了一个东西，然后发现它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这个组成也是给定了的，本来就有，也许你开始看不出来。……既然这东西本来就有两个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加一个东西进去，所谓‘掺沙子’，把这个对立面掺进去，使它成为一个对立面，这就成为了一种操作的技法、一种技巧。辩证法在中国变成了‘变戏法’，就是因为这一点。它是一个既定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人为地改变他，不是那个东西自己要把自己否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而是由于受到某种外在的干扰，所以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就是掺沙子、丢石头，×××发明了一系列这样的技法，这就是我们讲的变戏法，就是一种技巧。如何在两个对立面保持平衡，然后由一个第三者去支配、在后面去操纵，这就成为了一种权术。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理解的，老子的辩证法就是一种阴谋权术。”（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出版社，2015，第146~147页） 就哲学意义而言，这段话其实很通俗了。我不揣浅陋，再给它稀释一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辩证法”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如其字面意思，旨在“以辩论的方式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观点”，这种辩论以促成彼此理解、达成共识为目的，一般称之为“古典辩证法”。与之相反的是“雄辩术”，一种直接拿结论砸人、旨在压倒对方获取胜利的辩论技巧。 显然，这种“古典辩证法”与所谓的“中国古典辩证法”——事物有阴就有阳、事情有好就有坏，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辩证法借鉴了柏拉图时代的“辩证”一词，重点关注事物自身的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在变化，前一刻的河流与后一刻的河流，在水量、河床宽度、深度等方面，均会出现虽细微但必然存在的变化，后一刻的河流，已非前一刻的河流，二者构成了一堆矛盾，后者取代了前者，构成了对前者的否定。因为后一刻的河流是从前一刻的河流发展而来，所以二者虽然存在取代关系，但又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对立、统一同时又处在发展之中。 但“中国式辩证法”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中国的“辩证法专家”，会像将“气”切割成“阴”、“阳”两面一样（即所谓的“阴阳一气”），先把这条河流切成概念相反的两块（比如清、浊），然后说这两块东西，既对立又统一，还处在运动中，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他未曾给辩证法下过明确的定义）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中国式辩证法”却成了一种愚弄人、捣糨糊的权术。 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迄今为止仍广泛出现在中国的各种谈辩证法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些著作很乐于将之作为直观感受何谓“辩证法”的极佳案例。 事实上，这个寓言和真正的辩证法，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根本是四件不同的事（只不过当中同时有“马”这个元素），而真正的辩证法，它关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是后一刻的河流与前一刻的河流的对立、统一与转化，不是掺入一大堆外部因素（附近有野马、儿子爱骑马、朝廷要打仗）——也就是邓晓芒教授所谓的“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然后把四件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进而把“失马”这件坏事，搅成一锅是非不分的浆糊。 简言之，“塞翁失马”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的辩证法可言，有的只是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对人的命运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把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造成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当成“辩证法”，当成一种规律，是一种赤裸裸的流氓逻辑。 至于在“商鞅暴政害民”、“汉武帝户口减半”、“上吊绳治癫狂很荒唐”、“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大政客犯下历史错误”那些文章下留言“要辩证地看问题”者，其实是连“中国式辩证法”的边也没摸到，仅仅是被“凡事都有好坏两面”这种废话给洗了脑，浑然忘了如果自己活在商鞅、汉武时代，或被信奉阴阳五行的传统医师诊断，一定会成为“户口减半”中的一份子。（李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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