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展望》杂志联合评出了“全球100位公共知识分子”,当年,中国学者樊刚(经济学家)、郑必坚(政治理论家)、王辑思(外交理论家)入选。
这份百人名单中包括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医药科学家、文化学者、社会学者、建筑师和音乐家等。全球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两大特征是:深度参与公共议题和独立品格。这意味着,他们既要有专业领域内的声望,也要在跨学科的争论中发声,并且要以独立之思维影响公共生活......
可是,时光飞逝,如今人们再谈公知,却是亲美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字里行间都在崇洋媚外,诋毁中国文化、中国同胞。这样的公知不要也罢。而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为世界发声,挑战人类认识局限,但如今的大学却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且大多毕业论文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所以,共绘网认为全世界的文科大学(学院),若不能站在全球视野,客观、公正、中立地雄辩“真理”,激发创造性思维,是培养不出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乃至世界级大师的,这样的大学作用不大。对此,您觉得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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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作者:郑永年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施一公
我保证使用我批评的才能,如果看到错误言行就必须发声;我保证发展独立思想,不会根着别人人云亦云;我保证接受教育,使自己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人类文明智慧之光[强][强][强]
功利主义扼杀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仅取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还与价值取向有关,所以当我们讨论创新人才教育时,它不仅是一个知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社会,盛行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对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害的。不久前,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主题是讲人要有追求,要有更高的追求,就是要超越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我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一、短期功利主义;二、长期功利主义;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型人才,除了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更多的抄袭、复制,而较少真正的创新,更不太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来源:青藤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