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的重要事件，是对封建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挑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在新文化运动中，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先进分子特别是一些代表人物中有一些偏激情绪与言论，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不过现在来看，并不能就此全盘否定5000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的报刊和社团等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生命赋予了我们光阴，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易逝的韶华于平庸中挥霍？生命赋予了我们理想，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颗年轻气盛的心于消沉中陨落？生命赋予了我们力量，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一腔热血的斗志于怯懦中消磨？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希望大家积极发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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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认知是不足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抛弃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糟粕，又要迎接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精华。这是两条并行的路，一是所谓古今之变，一是所谓中西之别。实际上，这对我们的认知提出了不小的要求。▲五四前后，出现了众多对“儒释道”的误读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所说，我们其实对很多概念，如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现代化的认知并不清楚。经常随意使用这些概念，表面、浮夸、滥用。甚至五四时代的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究竟好在哪、坏在哪，西方文化是如何来的、如何变的；现代化、西方化有什么相同与不同，都缺少清晰的认知。王元化甚至认为“五四”以来，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还是对西方民主科学，都只是提出概念，妄下结论，从来没有进行切实的研究。不要说研究，就是介绍都很少。认知不足，自然难以应付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遭遇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不停地学习中国、西方的历史与文化。 先知书店
(0)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基本上是由受过西方思想直接间接濡染的传统儒生亲手发动的政治变革；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比“公车上书”时的康有为们更为冲动，虽然不再是为了皇帝，但却是为了一个没有皇帝的“天下”，其实与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意识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报效国家”，对知识学问的一切探讨，对真理和美的一切追求，最终无不是为了这一政治目标、服从这一目标，当然也随时能够为了这一目标而被抛弃和牺牲。 有了这一根本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为真理、学术、艺术和美本身而献身的精神，却在根本上把这些都当作仅仅是手段，是“载道”的工具。 一旦被“天道”所弃，他们通常都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并几乎无一例外地带上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现在许多人非常称道胡适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把他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其实他骨子里还是一介儒生，他的自由不过是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自由在现代国际条件下的实现而已。 他从西方自由主义那里学习了新的“天道”，但他既没有对这种天道在理论上作出创造性的推进，也没有为这种天道在中国的具体实行进行深入的理论论证，而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接受他从西方“拿来”的一套现成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旧式“诤臣”的作用。 人们以为他提倡自由主义，他的个人人格就是“自由”的，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就个体人格来说，鲁迅比胡适更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尽管他被一些人视为不够宽容甚至过于刻毒，还宣称要听从无产阶级的“将令”，但他确实是中国遍地奴才意识的思想荒原上的一个异数。 一个人有无独立人格不在于他想什么，而在于他如何想，不在于他主张什么，而在于他如何主张。何况鲁迅所主张的基本上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虽然在这方面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还留有不太彻底的尾巴。 1949年以后，大批原先处于体制外和边缘的知识分子“有道则现”，进入了体制内，因而一开始就是带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胡风的一句“时间开始了！”喊出了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心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自己的生命全系于政治，甚至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肉体生命更为重要。 正是由于一开始对政治的期许过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时间还来不及使整个人格转型，进入道家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只是偶尔有局部的道家心态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暂时的安慰，但只要一有缓和的风声，立刻又旧病复发、蠢蠢欲动甚至盛气凌人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情结，一直要到1990年以后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动摇，知识分子才开始大批地“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体地走向“人文精神失落”、“道德理想滑坡”的“渴望堕落”的“痞子精神”。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家人格已成气候，这个时期几乎所有造成了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红高粱》、王朔的“流氓”系列等等，都是对道家精神的推波助澜。 这些无疑都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扫除了最顽固的障碍，但本身绝不是真正自由知识分子的积极心态，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但却“没事偷着乐”的白日梦心态，带有逃避现实、取消意志和解构人格的自欺性，其必然归宿只能是放纵自然本能和肉欲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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