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小家子”气，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世界公共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家庭”式，两者利弊显而易见。
资本主义经济自其诞生以来，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为人类创造极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马克思就生动形象地指出“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与古代奴隶制的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普遍、深刻、表面光鲜，普通人被资本玩弄于股掌之间，被永久的压榨和奴役，而这样的情况长达近2个世纪之久仍未被废除......
反观中国模式下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这在于它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以个人自由为基础，以个人社会集体联合与全面发展为特征，突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而“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秀产物，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倡议，宗旨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家子”（个体主义）气相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世界公共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家庭”（集体主义）式，从而格局更高、更宏伟、更伟大。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吗？生命赋予了我们光阴，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易逝的韶华于平庸中挥霍？生命赋予了我们理想，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颗年轻气盛的心于消沉中陨落？生命赋予了我们力量，你又怎么忍心任凭那一腔热血的斗志于怯懦中消磨？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希望大家积极发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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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解决了一国之内的问题。而一国是不可能独立地置身于世界之外的东西，它只能在世界中亦即在各国的关系中互动中存在和发展。美国的霸权把其国内的这些所谓好政治的面相全部撕毁。美国的先贤们不懂得内与外的辩证关系，所以走偏，它自己的强大的每一步最终都是建立在对外的负值上。
(1)当然，尽管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开始意识到商业与德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休谟和他本人早年所持的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正向互动关系，他还是对商业自由和基于这种自由的市场机制的道德功能持有谨慎的肯定态度的。但到了《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斯密对于市场社会内生出德性这一点几乎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他开始放弃一直坚持的市场内生道德的信念，而寄希望于道德高尚的立法者和政治家能够从外部带进一种德性，以便阻止市场社会带来的德性的衰败趋势。如前所述，在讨论德性的品质时，斯密导入了“贤明有德的人”（the wise and virtuous man）作为对自由市场的运行进行矫正的道德和政治装置。 斯密对市场竞争的净化力丧失了信心，改变了关于市场自身具有内在道德性的看法，这其中的原因应该进一步加以明确。很多研究者认为，市场之所以发生了蜕变，原因在于一旦分工进而市场扩大，同情共感的自动控制职能就失去了人们期望的效能，因此社会感情日益淡漠。同情共感的自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总是在竞争的净化力不能正常发挥机能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问题。市场的道德净化力出现衰退，根本原因在于商人利益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傲慢和虚荣的心态。 这样，斯密从早年对个人之间基于同情共感机制而实现交换正义的乐观判断后退。一方面，他对市场自动实施的交换正义产生了不信任，力图通过重新构建公正旁观者理论来寻求对具偏私之心且欲望膨胀的个人进行控制的有效装置；另一方面，很显然他对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兴趣日益浓厚。在第六版“论德性的品质”一卷中，斯密通过对贤明有德的政治家和斯多亚式的崇高自制的颂扬，隐晦地表达了对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的第三种力量的诉求。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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