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社会,我们时常能够听到或看到所谓的“公知”在各种平台上发表言论。这些“公知”往往以拥有深厚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自居,然而,他们所卖弄的却不少是西方的过时学术理论与观点,与全球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格格不入。这种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是否应该更多地总结与创立符合中国乃至世界实际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案,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中国各大专院校的西方经济学等理论课程是否应该删减呢?
不可否认,西方学术确实有着丰富的积累和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西方的学术理论都是先进且适用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西方学术理论已经与中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脱节。此时,盲目地鼓吹或卖弄这些过时的学术与理论,不仅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还可能误导公众,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说的难听点,他们这些 “ 公知 ” 观点毫无任何新意,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惯于炒冷饭且大肆收割不明就里,缺乏独立思考即愚昧民众的智商税。当然,发表言论和学术自由没错,但也不能过份宣扬美西方的糟粕和垃圾。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够深入剖析中国社会现象、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案。这样的思想与理念才能更加贴近实际,更具指导意义......
所以,作为新时代的 “ 公知 ”,与其鼓吹西方过时的学术与理论,不如担起社会责任,勇于探索和创新,总结创建中国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案,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还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对此,您觉得呢?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人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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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教书三十多年,越来越觉得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似乎走向了它的反面。 总之,学社会科学,学政治学,完全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范式,那么多的变量,那么多的概念,都是知识的负担、累赘和多余。如果以此来折磨自己和学生,那就成了知识的罪恶。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对自己的知识世界进行清理和缩水,尽可能地去过一种简单、清澈、健康的生活。“文科消亡论”肯定是过于悲观了,但“文科缩水论”却是势在必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
背后的根源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其实,是思想的混乱与迷失。思想犹如灯塔,指引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当错误的思想泛滥时,社会就会陷入无序与混乱。就像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当极端思想占据主导时,社会就会发生动荡与灾难。如今,我们社会中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想,正在侵蚀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平凡人老罗
客观、理性、自主 运用逻辑 探寻事物之真相、本质、规律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而非主观化、情绪化、盲从他人、盲从风尚 把单一的手段(如堆砌外国人名字或数学公式)、外在的形式(如论文)视为学术的实质或全部。
哲学永远是“思想者”追求自由的路。这条“路”一边通向“求真务实”的科学世界,一边通向“至善达美”的宗教世界。行进在哲学之路的“思想者”,用“物性”与“神性”的双重视角,透视“人性”的卑微与崇高、现实与理想、限制与自由。可以给肉体带上枷锁,无法给精神带上枷锁。精神枷锁永远是没有思想的“盲从者”的专利。物质枷锁自己无法打开,精神枷锁只能自己打开。哲学是解放思想的钥匙,是打碎精神枷锁的武器。今天,人们怀想哲学的自觉,但令人尴尬的是国内哲学研究至今难以走出自我迷失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所陷入的深层认同危机,从而导致哲学自我确认的困难;世俗化的冲击与诱惑,又使哲学背离了自身应有的内在尺度。就哲学本身来看,主要是由于近现代教育偏重于知识论灌输的体制性安排,造成哲学之思和定力的弱化及其自我把握方式的疏离。何中华先生所言极是:“哲学的自我迷失更深刻地表现为‘思’的遗忘和遮蔽。这种遗忘和遮蔽与对待哲学的方式有关。知识论的对待方式妨碍了哲学之为哲学所固有的本性之展现,从而导致了哲学的异化。作者:李振纲 河北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文化自信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我们对传统文化自信,与我们对历史上文化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崇敬是不可分的。文化需要创造,创造文化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是我们最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载体是作品,尤其是传诵不衰的不朽名篇。翻开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等各类史书,无论是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还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有一连串永不忘怀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夺目的名篇巨著。一个个作出不朽贡献的文化名人,像一座座矗立在中国文化发展高峰上的塑像;而一部部名篇巨著仿佛闪耀发光的璀璨珍珠。在当代,我们同样需要培养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都发出这种号召,号召产生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名篇巨作。我们有些学者喜爱谈论士的精神。中国传统的士,主要是儒家讲的君子,应该是在道德上有标准,在文化上有贡献,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无论是论语中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都是对士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阳楼记》,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无论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后世。至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士人即读书人的责任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应该继承的是这种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今人所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之可贵,正在于它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依附资本和权贵,不曲学阿世,通过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创造出足以与我们时代要求相符合的作品,而不是以所谓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为标榜,俯视人民,与历史潮流相背而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应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要害怕文化名人。我们不是名人太多,而是名人太少。社会主义需要的是既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名人。(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实现思想的现代化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要有系统思维,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所以得有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要实现思维方式现代化,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问题,防止和克服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以及极端化,同时将思维方法融于工作和生活实践,始终坚持系统观念,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实现思想的现代化需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作者焦 利,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副馆长]
新时代的理论指南。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世情国情发生了新变化、理论创新实现了新的与时俱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