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可知宗教并不会因社会发展的改朝换代而受影响。相反的，随着改朝换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宗教愈来愈兴盛。
我们知道，欧美国家的教堂众多。从古至今，其宗教和社会都是息息相关，宗教活动实在是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不仅是政商各界人士，即使是一般的社会大众，无论是生老病死、婚丧喜庆，都会想要寻求神明的保佑、上帝的赐福。所以说明其很久以前就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目前西方许多政客都还信教，这是否会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呢？请在此发表您的看法吧！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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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一个由共济会建立，被深层政府长期执政的国家，其兴盛和衰落都与这个军政教企合一的特大国际利益集团息息相关。近代以来，先后作为石匠行业公会和近代金融业鼻祖的共济会上层逐渐被阴谋团体光明会控制，这两大利维坦在合体后成为了左右欧美各国货币发行，扶持列国傀儡总统，建立债务货币和私人央行盘剥人类的国上之国。共济会档案第二部由《光明会档案》《腥风血雨邮件门》《沼泽生物黑手》三章组成，分别记录试图减少全球人口并建立世界政府的光明会，光明会在美最大政团希拉里集团和围绕着德犹英犹金权发家秉政的美国深层政府大员对全人类犯下的累累罪行。 （作家张原）
(0)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国侵略，结束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国是最理想的。他的名著《君主论》就是在论述一个王国怎样才能保住，怎样会失掉，由此总结出君主的治国之道。马基雅弗利目的在于教劳伦佐建立巩固而强大的国家，统一意大利。写完后秘密呈送给小劳伦佐，并没想公诸于世。所以语言非常坦率，毫无掩饰。直到马基雅弗利死后五年，才被人公之于世。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他说，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的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按照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政治”成为“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划归于“私人领域”，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通过与对方的对立来反衬自己的“镜像”关系：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意味着他必然被私人领域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恶棍；而若将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运用于公共领域则不啻自取灭亡。他指出：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的束缚。合乎道德时自然受人赞扬，但是，在政治上，无须问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只应问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当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利益和君主个人安全时，就不应去做。当不道德的事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干。不要有什么顾忌。“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马基雅弗利说，“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去行不义。” 马基雅弗利所说的“政治无道德”，其实主要在强调：政治应该和道德分开。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为游戏，两者的游戏规则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领域遵循道德的规则，或者在道德领域奉行政治的规则，必然会遭到挫败。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我完全赞同。(哲学人）
(0)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逐渐开创了一种以大学、学院为平台的新型文化形态，有组织、系统化地开展对自然和人文的研究探索。这种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文化积淀传承能力，是中国古代私塾式、个体化文化研究传承形态所不可比拟的。1154年罗马皇帝批准欧洲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成立，到1600年已发展到108所大学，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这些大学有的是教会创办，有的是国王或贵族资助，教授们既信仰神学，也研究科学。但是由于科学总是与教义相悖，为了避开宗教裁判所的惩罚，此时的学术成果不得不托名作伪，这就是所谓古希腊文化的最早来源。由于基督教《圣经》本身就是虚构，所以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都不介意甚至鼓励这种伪造。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出现，本来是世俗王权挑战教皇神权的理论武器，伟大的阿奎那教父不在意亚里士多德的真伪，而是机智地吸收合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给神学引入哲学智慧，基督教和教皇迎来高光时刻，同时也为宗教跌落神坛谱写了序曲。 第三次文化输入是16世纪末兴起的耶稣会传教士征服中国运动，开创中西文化直接交流新时代。这次文化输入是大航海和海外殖民背景下，教会和世俗力量密切配合，有组织、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文化剽窃和文化殖民行动。传教与殖民本来就是如影随形，西欧舰船与枪炮打到哪里，传教士也就会跟随到哪里，传教经费也主要由殖民当局提供。西欧传教士之所以先于军舰与枪炮到达中国，完全是武力征服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具有军事间谍和科技文化间谍的性质。荷兰抢夺葡萄牙东方殖民地，就是依靠传教士的情报和策反土著而取胜。 1510、1511年，葡萄牙殖民军先后侵占印度果阿地区、马六甲、东南亚，并开通了与中国的商业贸易。1515年葡国使臣Tome Pires第一次提出攻打中国的建议，1517年葡萄牙使团奉马六甲总督之命带舰队出使中国，在东莞登陆遭拒后鸣火枪示威，后经贿赂当地官员，得以在屯门岛暂居，等候朝廷答复。他们在此设立营地，宣示主权，制造武器，劫掠商船，生吃人肉，引起官民恐慌。1521年明武宗去世，广州官方以国丧为由驱逐使团离境，使团舰船向中国海巡队发起武力攻击，经过40天激战，最终失败逃走。1522年葡国舰队再次进攻广东沿海，经过激烈海战，伤亡35人，被俘42人，再次失败仓惶撤退，之后大明实施海禁，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封锁。1548年、1549年，葡萄牙军舰再次尝试武力征服，在浙江双屿、福建走马溪进犯，又遭惨败，之后再也不敢对大明用兵。不久荷兰人与葡萄牙争夺东方殖民地，亦试图武力进犯中国，攻打澳门被中葡联军击败。这才使西方人意识到，当时条件下不具备武力征服中国的能力。 1552年葡萄牙印度总督希望修复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再次派出使团，耶稣会神父沙勿略争取到了使团名额，并建议尊重中国文化习俗，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戒备和敌视，以开辟中国教区和商贸为幌子，打入中国内陆，得到印度总督认可。1553年，使团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得以在澳门岛暂居，之后变为租借，作为与中国通商的据点。1582利玛窦神父自澳门成功进入肇庆居留，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北上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一路贿赂地方官员，结交上层知识分子，开创了中国教区传教事业。到1604年，仅在南昌逗留的传教士就多达300人，明末在华传教士超过500人，其中法国籍传教士占到39%，大多与法国国王、具有新兴资本主义背景的共济会、梅森会、高卢主义者等组织有关，这也是法国最先兴起中国文化热和启蒙运动的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传教士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古籍带回欧洲，撰写出版了很多介绍中国学术和科技的著作，很多传教士成为著名的汉学家。这次文化输入不仅全面启蒙了西欧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而且18、19世纪编造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典籍、历史、编年史等等，都是模仿中国典籍中的体例、概念、故事情节。比如希罗多德《西波战争史》中的温泉关300勇士对抗2万波斯精锐，明显是抄袭公元74年西域都护府疏勒城300守军在耿恭率领下大战匈奴2万围城军的故事，并揉进了古代中国关隘战例故事。在西方历史上，只有城堡概念，并没有关隘概念。（司民权）
(0)梅新育：“子不语怪力乱神”——华夏文明的底色就是无神论，这是我们的特征，更是华夏文明优越性的关键要素之一。国际共运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在伊斯兰社会几乎全军覆没，自有其深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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