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器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能力不断增强。
数字经济推动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为落后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超越性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既然如此，是否能实现全球数字经济一体化呢？你觉得让每个人的移动数字（据）＋各国“互联网＋”战略大平台 ＋各大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深度融合，是否就可以实现了呢？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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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与变革。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实践逻辑中，将意识形态的生成界定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实践方式的变化改变了社会意识存在的前提，进而改变了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意识形式和社会结构，从而推进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感性对象性活动，也就切中了意识的本体论关键，那就是“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P533）。人的实践活动是通过创造意识形式与社会结构的方式在社会意识层面生成意识形态。“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是通过人们的‘意识’”[6]。 就意识形式而言，“抽象的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具象的载体展现出来”[7]。无论是道德、法律，还是各种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往往是通过具象的符号、物质实践等活动表现出来。因此，一旦直接改变该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活动，就是直接改变其意识形式，进而必然会导致该物质实践活动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就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而言，一旦改变了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必然也会改变意识形态生成深处的权力结构、实践结构，进而改变其关系结构，从而导致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因此，解释/调查意识形态的产生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一个特定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它与自然环境和其他社会的关系。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物质决定意识形态的生成”[8]。 算法除了在生产方式中的普遍应用之外，更是构成了人们实践活动的数字方式，改变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的生成过程。其中，算法就是数字化的意识形式。算法作为处理数据的代码程序，是“通过信息的数字编码将观念和物能内在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物能和信息关系层次构成了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9]。人们正是在算法的数字劳动中，以数字化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建构起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数字关系，进而在重塑利益关系的数字化路径中，承载和生成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刘伟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0)心合意同，谋无不成。从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从《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到《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从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到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从与多国签署5G合作协议到推进“丝路电商”……中国着力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治理进程，与世界各国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推动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中国网信杂志）
(1)国际环境的主要挑战，一是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美国是我国信息技术引进和服务外包的主要伙伴国。我国目前在数字技术上还是很依赖美国，供应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脱钩轮”、地缘政治等因素可能会对未来数字企业合作，国际市场开拓造成影响。二是数字治理规则的挑战。目前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都涉及到数字贸易，包括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取消数据本地化限制，让数字贸易更加自由化、便利化。这需要我国更加地开放。三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加剧。由于我们综合成本上升，很多的服务外包业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红)
(0)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然，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0)2020年以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相继完成谈判和签署，亚太—印太数字经济合作模式备受期待，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我国可进一步丰富数字丝绸之路网络化结构，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的基础上搭建中国—东盟—欧盟数字治理体系，引领共建全球数字治理格局。 一方面，东南亚是大国数字博弈核心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正当其时。目前，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形势良好，前景乐观。一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正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如中国与泰国建立“数字经济合作部级对话机制”，与越南、柬埔寨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马来西亚启动双边跨境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商签进程等。二是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如2018年阿里云率先在印尼上线，并在2020年宣布再度扩建。三是中国企业多以股权投资、并购等方式与东盟当地企业合作。2016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参与东盟国家科技类创业投融资总规模达132.1亿美元，成为东盟科创企业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与此同时，美欧数字战略对东南亚地区的拉拢与分化、东盟“大国平衡”的对冲战略以及东南亚地区内部数字鸿沟的存在，给深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挑战。因此，我国需开辟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的新路径。 另一方面，共建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核心区，积极打造中国—东盟—欧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核心区的建设旨在构建一个平衡发展的数字生态圈。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开展跨境数据合作。达沃斯论坛在2020年6月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只有安全地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才能进一步刺激数字经济发展。中国—东盟可以此为切入点，优化双方战略对接。中国—东南亚国家层面上，可进一步推动数字贸易协定的谈判、签署与落实。中国—东盟层面上，可搭建区域数据、数字技术协作机制，以产业、企业推动东盟一体化的形式带动中国—东盟数字合作。中国—东亚层面上，可与东盟、新加坡等设计区域一揽子数字货币方案，囊括数字韩元、数字日元、数字新加坡元，构建中国—东盟区域数字货币工具箱，进而协同推进资本流动与数据流动，构建数字区域治理新模式。未来双方还可依托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发挥好多边外交的作用，打通中国—东盟—欧盟三方合作平台，构建更大范围的国际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区。适时，还可吸引日、韩等国加入，在数字经济领域复制东亚合作模式。 当下，数字经济的重要性与战略价值愈发突出，中美欧三方就数字经济的博弈高企不落。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数据支持，而跨境数据流动又涉及监管等安全性问题。可见，数字经济零和博弈只会使一国在数字领域停滞不前。全球和区域发展需要一个良性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正是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题中之义。 （作者：翟崑，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治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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