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司马南《七问联想》中最后一期“联想的金融帝国”引发巨大关注，联想帝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进入大众热烈关注的视野。
司马南称，联想这家企业的性质，并不是公众所熟知的那个“组装厂”（或所谓的科技公司），而是一个像乌贼一样、触手无所不在的“金融帝国”......不管最后司马南和联想控股之间的对决结果如何，但这也仿佛在提醒中国应彻底对照检查近40年来国有资产是否有流失，否则，此类问题还会不断发生，而本该属于全民、集体、共同所有的公共财产都流失了，那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正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侵占公共财产。对此，您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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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立意写的很不错，观点也很不错。但是我有维词的就是，对于联想的倒查。我觉得不能把联想一个公司等同于整个民营企业，我们坚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不代表坚决支持联想！对联想的倒查，也不代表着是对整个民营企业的倒查，民营企业当初有些问题，如果是擦边球小聪明玩手段，有其当时的背景，可是如果牵扯到违法犯罪，那必须处罚。一码归一码，有时候，倒查，并不一定就是破坏，反而是保护！因为倒查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大问题而肯定，一个是有大问题而处罚。没有大问题又怕什么倒查？倒查了没有大问题岂不是真的彻底洗白了？建设法治社会，还是要永法律说话，违法犯罪坚决打击，守法经营坚决保护，这才是对民营企业最大的保护，才不会有劣币驱逐良币，才是对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1)随着胡锡进加入为联想和柳传志辩护的行列，由司马南发起的这场以联想为具体目标的舆论战，有可能发展成一场新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 说是“新的大讨论”，是因为这样的大讨论已经进行过一次了。上一次讨论发生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主流经济学家”之间展开，高潮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即郎咸平和顾雏军之争）。当年，自称或被归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者有：杨帆、左大培、韩德强，杨斌、高粱等，他们一直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侵吞国有资产现象持强烈批判态度，对只强调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忽视国家安全的趋势忧心忡忡。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非主流经济学家”就一直以写文章、办讲座、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在这一领域进行斗争，但因为两个因素，他们的主张一直不被公众所知晓。这两个因素，一是主流经济学界担心失去话语权，更担心争论会引发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警觉与愤怒，所以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一直不予回应；二是主流媒体界也一直刻意封杀“非主流经济学家”声音，从来不报道他们的观点和活动。这个时候，郎咸平出现了。郎咸平的历史贡献是，他对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使得这样的问题第一次登上媒体版面，成为公共事件，主流经济学界和媒体界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舆论封锁就此被打破。而郎咸平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又和这样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的台湾、香港学者的特殊身份；二是顾雏军不知死活，居然跑到香港法院去起诉他，使得这一事件绕开舆论封锁，登上了社会新闻的版面。讽刺的是，郎咸平恰恰是主流经济学界的一员。那个时候，他每次开会或者接受媒体采访，都要首先强调自己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他是认可国企私有化的，只是主张吃相不要那么难看，价格不要太不合理而已。（作者 | 郭松民）
(0)亮剑，出手不凡！高屋建瓴，诸同志怎么保持沉默了呢。小诗奉上：《联想之二》六箭齐发乱网络， 战意汹汹反戏说。水煮教父惹围观， 软泡国贼施良策。时势转移谁可料 ，天道循环人难测。潮水落去归寂寞， 重下滩头拾贝壳。
(0)100年前，眼看着中国越来越烂，鲁迅先生心急如焚，当然希望骂得大声点，好醍醐灌顶骂疼胡适、梁实秋们，骂醒阿Q、孔乙己们。可现在中国越来越好，公知急啥呢？要说急，那也是气急败坏吧。看出差别来了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鲁迅的骂和公知的骂就像亲妈的骂和后妈的骂，中国人听了当然滋味大不相同。亲妈是为了骂醒你，让你站起来，后妈是为了骂死你，让你跪下去。亲妈再怎么骂你，出发点也是为你好，后妈的骂嘛，你懂的。声明一下，这里不是存心贬低后妈，只是打个比方而已。纯粹是世俗人的偏见，有心者不必太过计较。（林爱玥）
(1)司马南讲联想，一，国有资产被流失，还真像于社会。二，联想27名高管，14人是外国人。联想为政府采供设备，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三，联系负债很大，恐有债务危机风险。坚决支持司马南
(0)“原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是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允许以装聋作哑的方式搪塞过去。彻底的解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论述，列宁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论述则更加透彻和酣畅淋漓，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化三改造”总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成功实践，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即便退一步说，承认新阶层（或“新阶级”）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也必须对历史和人民有所交代，主动采取措施，还清历史欠账，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对中华民族复兴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西方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站稳了脚跟，因为他们完成了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再一个是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尽管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和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民革命完成的，中国建立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即工业化的任务，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在公有制基础上完成的。目前财富逼人的“新阶级”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因为当时他们还不存在。 显然，大历史留给“新阶级”的道路并不宽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历史超越的阶级，他们要在历史面前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选择并不多。 他们目前可以做的，主要有两条：第一， 推动中国的科技水平，全面赶上并超越西方。但联想通过自己的“贸工技”路线，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这就是司马南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性的原因；第二， 把自己定位为“财富的看守者”，主动配合“共同富裕”政策，使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的话，“原罪”问题，可以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化解。不过，从联想以及整个精英阶层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来看，我对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两点，并不乐观。他们可能很难避免重蹈其前辈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陷入过的覆辙。一个阶级会不会被历史消灭两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当下的中国，最具历史主动性的企业，当属华为，这是华为在众多民营企业中一骑绝尘的根本原因。可是华为这样的企业太少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次大讨论非常好，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能够从中受到教育，看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 |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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