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有了思想，人类才能不断进步；有了思想，民族才有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有了思想，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我们正在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然而，近100多年来，中国思想理论包括学术界长期不能自主，人云亦云，先是受西洋文化、三民主义的影响；到马恩列主义照搬苏联；再到模仿美西方国家的模式......反反复复折腾摸索，如今是时候全面、科学、系统、总结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了。对此，您觉得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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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来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才有底气、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执笔：张浩）
(0)“通三统”的内在张力：以古典文明传统消化现代文明中的左右之争。寻求承认是为了获得一种普遍认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思路，在道体层面认同了西方启蒙哲学所确立的科学和民主的“公理世界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确立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叙述。既然如此，为什么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对普世主义的追求，不是诉诸西方世界提供的“历史终结论”叙事，反而要诉诸凸显中国特色的特殊主义叙事，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寻求被西方世界承认呢？ 事实上，作为中国思想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原本就是西方普遍主义叙事内部出现分叉的转折点。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两种自由、人权、民主理论、两种国家组织形式乃至两种全球秩序想象。二者先后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窗口期进入中国。正如我们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看到的那样，当一代“新青年”齐心协力推动文化革命，共同奠定科学与民主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之后，面临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分道扬镳：一条道路是胡适所代表的通过改良加入威尔逊式“永久和平”的世界，另一条道路则是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通过革命建立列宁式“赤旗飘扬的世界”。 当中国准备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轨时，西方的历史轨道却开始分叉。由此，现代中国也出现了两种普遍主义叙事的分叉，形成两种自由、人权、民主的启蒙观（自由的右翼和左翼、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主义和两条道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和两种前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普遍主义叙事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后冷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赢得全球范围的胜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陷入低谷，新中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遭遇普遍主义的叙述难题。在“告别革命”的巨大压力下，中国面临着如何调和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内在矛盾的难题。 面对这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带来的话语矛盾，中国采用从“理论”转向“实践”的策略，不断重申“实践”检验“理论”的正当性，通过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实践弥合来自西方的两种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将二者内化为中国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采取这种立场对待普遍主义叙事引发的教条主义，率先提出“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自身历史实践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凸显出中国革命在这场全球普遍主义争论中的主体性。在中苏论战和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中国正是借助“实事求是”的立场，迅速从迈向共产主义的继续革命论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私有财产、商品经济、市场交易、人权法治等资本主义普遍叙事中的理论要素纳入其社会主义的传统，从而探寻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策略回避两种普遍主义叙事之间的争论引发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从中苏论战、中美建交到改革开放，中国乃是推动全球结束冷战的重要力量。 正因为中国成为推动冷战结束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面临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断裂”，而是如何在理论上重新概括在政治经济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已交织在一起的两种普遍主义。由此，“转型”这个概念在中国就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个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国不断通过艰苦的理论创新，试图摆脱五四运动以来被动接受的西方两种普遍主义叙事带来的内在分裂，试图以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弥合两种普遍主义之间的争论，从而确立在理论上解释自身与世界的主体性。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强劲崛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理论，为这种以中国为主体的普遍主义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新左派”摆脱传统左派的理论资源和话语模式，采用各种新的理论资源捍卫其主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策略，就是借助西方后现代理论解构后冷战以来基于“历史终结论”形成的各种普遍主义叙事，解构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这些“宏大话语”的普遍性和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运动，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1)2008年时，从政治经济表达到对外文化表达，中国试图通过对自身文化的特殊主义叙述，表现出希望融入国际、得到国际认可的心态。之后，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引擎，中国和原有世界秩序的关系发生转变，并且日益受到旧秩序主导国家的拒止。而中国则开始以平视的目光观察世界，尝试提出自己的普遍主义路径。本文指出，以冷战结束为节点，中国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普遍叙事交织的现实中，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解决叙事“转型”的问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尝试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作者认为，中国追求的是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是每个独立的国家能够合作构成一个人类大家庭，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普遍主义追求，必然指向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必然要超越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哲学，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普遍主义对话，从而为多元文明共存的“天下一家”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以二元互动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登场”之后的努力。（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1)教育改革几十年，成果如何？难言也。中国的教育如果还是苏联或欧美那一套，中华民族就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教育还是要参照老祖宗的才有出路。第一是心性的教育。然后才是知识技能的教育。参考新冠疫情中欧美的表现和我们的作为。不难看出两种文化的优劣。我们应该深理解习主席讲的文化自信。不要妄自菲薄，丢了自己的好东西，去崇拜别人的垃圾！
(0)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推翻帝制，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之远大理想，致力于中华民族之统一与振兴，殚精竭虑，不舍追求，功在千秋，名垂万世。中山一名，德配先生，实至名归。吾等后辈皆当尊之丶敬之、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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