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政府与国会就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将美国债务上限的设定延长至2025年,并暗示可能采取印钞模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债务问题。这一消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面对经济的大幅度衰退,美国不思进取,却借助美元是世界第一货币的优势疯狂印钞,以此刺激购物消费,但这样真的可以挽救颓势经济吗?也许真的不见得。印钞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人们购物、消费,达到高福利待遇(含各种免费等),然后再印钞,如此循环往复,只是让投入远远超于产出,经济负荷,颓势加剧,金融危机便会卷土重来。而债务上限是导致泡沫的罪魁祸首……如何激发各行各业的活力,加强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才是王道。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还有良知,是为公平、正义和共建美好世界而来,那就请你将《共绘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受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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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经济风暴(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 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 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许倬云
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之前,有必要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性质、规律、作用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 其一,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在经济思想史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将资本与生产资料混为一谈,宣称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资本、工人的工资来源于劳动、地主的地租来源于土地,形成关于价值创造和收入来源的“三位一体公式”。按照这一理论,商品的价值是由资本、劳动、土地共同创造的,资本家、工人、地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任何对抗性。这一理论显然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事实严重不符。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阐明了资本与生产资料的根本区别,揭露了资本支配和剥削劳动的本质,批判了“三位一体公式”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庸俗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运动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与劳动力相交换,由此决定了资本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物质产品;另一方面表现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劳动而实现价值增殖的特殊社会关系。在这里,生产资料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性质,成为支配和控制劳动者的工具,不再是简单的物了。可见,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才成为资本。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揭示资本与生产资料的本质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为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何自力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23年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提“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在中美博弈由贸易、科技向金融领域深入的时代大背景下,金融工作被提升到空前的战略高度。那么,如何打造金融强国?金融如何强国?考察和反思美国的金融模式,或可为我国金融体制建设提供参考。 对“美国如何落入金融化的周期律”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过去四十多年的金融化进程,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大爆发时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的阶段性表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五次长波(即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其中前四次已完全展开;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入第五次ICT长波,金融资本逐步脱离原有工业基础,大量涌入新兴ICT领域。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最终引发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企业层面的金融化破坏创新型企业的制度土壤,导致美国工业能力被逐渐掏空;宏观经济政策的金融化导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解耦,美国在长波转折点上(每次长波分为三阶段:导入期、转折点、展开期)被路径锁定,导致金融危机周期性地积累与发生。 美国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与启示作用。以美为鉴,中国必须摆脱金融化的制度惯性,重新确立产业资本在ICT长波下半场中的主导地位;而抑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控制脱实向虚的金融虚热,重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制度调整的中心任务。作为潜在的“下半场”主导力量之一,中国能否按照产业资本的逻辑推动转型升级,不仅决定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影响着世界各国在当前十字路口的战略抉择。 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原题为《美国,如何落入金融化的周期律》,孙喜 何西杰 李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从短期看确实存在企业管理和收益分配金融化问题,产生周期性金融危机,但长期看,因为正当做空退市等机制也存在,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新科技与风险投资结合的挑战,美国模式仍旧是生态平衡,目前可见最优解,也是世界范围内表现最好的。计划与控制主导下的一体两翼是否能够成功还需要慎重,配套的管控能力和专业能力应该做一些调研才好。
本文逐层深入地讨论以下关键问题:金融化如何使美国企业进入持续的债务危机?金融化如何系统性地导致并加剧了就业危机?如何基于大历史视角理解过去四十多年的金融化?如何从大历史视角出发,设计中国的转型升级战略,使整个经济体系获得持续而稳定的繁荣,赢取未来竞争砝码? ▍金融化导致企业债务危机的机制分析。金融化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体系各个层面的历史过程。其中,国民经济结构、大宗商品及企业收入构成的金融化往往更容易被发现,并被反映为统计指标。但这远非金融化进程的全貌,更不足以揭示深层次的微观过程。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微观层面企业金融化的三种具体表现形态,即公司治理金融化、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与积累方式金融化。 其中,公司治理金融化和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的制度诱因是经济政策的金融化,即美国政府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持续推进的金融领域的“去管制化”(金融自由化)。20世纪70年代,面对日本在全球市场上的挑战,美国工业部门的投资回报大幅萎缩,为解决前期扩张导致的债务问题,高风险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兴起:1973年,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垃圾债券,为垃圾债券市场注入了流动性;1978年修订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以及1982年的《佳恩-圣·杰曼法》促使金融管制不断放宽,进一步刺激了市场。 投资管制的彻底解除,使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权重与日俱增:1945~1965年,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票比例仅从7%上升到16%,但这一数字在1990年达到46%,1997年更达到57.3%。大型公司股票尤其受到青睐:早在1990年,机构投资者就掌握了美国市值前1000名的大型企业50%的股份,1995年这一数字超过57%。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大型企业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转变成资本所有权(私人投资者)、资本经营权暨企业所有权(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经营权(职业经理人)“三权分离”。这从根本上重构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平衡,导致了“公司治理金融化”:作为私人投资者的代理人,机构投资者要确保其收益,就要迫使企业“吐出自由现金流”用于分红和回购。因此,“股东价值最大化”逐渐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主导价值观,绝大多数经理人逐渐放弃了对生产与创新性投资的战略控制,企业盈余分配的主要方向从产业投资转向分红、回购等金融性支出,企业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顺理成章。表1就展示了美国企业金融性支出螺旋式上升(与金融危机周期高度同频共振)的历史进程。 在此期间,以“去管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政策金融化,不仅为宏观层面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创造了可能,也为公司治理和盈余分配结构的金融化埋下了种子;而企业金融性支出的扩张则为泛金融业的持续扩张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这一连串变化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企业债务的逐渐放大。金融性支出螺旋式上升的背后是企业债务的螺旋式上升(如表1):1978~1998年间,美国垃圾债券的发行规模从最初约15亿美元上涨到1998年的1400亿美元以上。其二,分红和回购导致的财务压力改变了企业创新活动。虽然标普500企业现金支出中的研发占比一直在12%~14%之间,但企业研发的风险和时间偏好却大为改变:重大创新项目比率大幅下降,革命性产品大幅减少;通用电气这类能力退化的老牌工业企业和波音737Max这类问题产品越来越多。其三,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被严重扭曲。大规模回购压低了市盈率,使股价偏离企业基本面。据统计,1997~2000年和2015年至今两个债务周期中,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与企业回购规模高度正相关,而企业同期的税后利润则相对稳定。这意味着,美股长期繁荣的背后是日益庞大且脆弱的企业债务,一旦出现类似疫情这种剧烈冲击,企业增长和偿债预期遭破坏,资产泡沫破灭的危险就会陡然上升。(孙喜 何西杰 李明)
必须以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根本目标。国家兴衰,金融有责。金融是“国之重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平衡好功能性与营利性的关系,坚持功能性是第一位的。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因势利导调整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方向和方式方法,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资源真正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增强金融高质量发展动力,必须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完善机构定位,强化市场规则,健全法人治理,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深走实。加快形成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提升金融供给体系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来源:求是网)
美国,如何落入金融化的周期律。 2020年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四次触发股指熔断。随着一批老牌企业宣告破产,起初那些有关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包括金融市场)韧性的玫瑰色幻想被一一证伪。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停工停产进一步恶化了其偿债能力及市场预期;美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因疫情而承压不小,停工停产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就业危机,进一步恶化家庭债务情况,甚至可能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当前美国经济所处的境地,充分暴露出1989年以来美国历次金融危机背后的实体经济困境,也为我们理解金融危机的底层逻辑提供了难得的样本。简而言之,近四十年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金融不稳定假说”或“产能过剩”“积累危机”等传统的宏观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对微观基础与逻辑展开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过去四十多年的金融化进程,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大爆发时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的阶段性表现,它深刻塑造着从政治制度到企业行为,甚至社会常识等各个方面,并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就业危机、金融泡沫以及周期性的金融危机;随着ICT趋于成熟,要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需要通过必要的制度重建重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确立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此时,周期性金融危机就可能成为引发全球治理体系重建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一视角出发,以充分利用ICT、推动产业升级为目的的制度重建,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孙喜 何西杰 李明)
如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清查前期对恒大一类的企业进行违规放贷的金融机构! 2023年9月23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湖北监管局的对汉口银行开出365万的罚单。汉口银行贷给恒大27亿,违规放贷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网络传言,恒大为了拿到贷款,付出的佣金高达30%! 汉口银行的问题是地方银行违规放贷,贷后监管失利的典型案例。 不过,山西金融系统168人涉及融资金额2000亿违规放贷,甚至还有研究如何造假的”技术处”。 这种行为,更加令人震惊且崩溃!显然应该定性为犯罪而不是所谓的违规! 蝇营狗苟,苟苟营。一场无耻的饕餮盛宴,瓜分的就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血汗! 违规放贷必有贪腐黑幕。 恒大获得的几千亿银行贷款,其他房地产企业庞大的贷款,到底有多少优质多少劣质?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金融掮客捞取了多少利益? 这是我们必须迅速查明的问题。 国家将权力给了这些人,而他们一门心思利用权力捞取个人利益。 金融系统的腐败问题才是金融风险迅速累计的根本原因。作者:徐吉军
资本如何控制美国?用军事?用政治?或者资本出来参选总统?都不是,要想控制美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金融。众所周知,美国几大家族财团和私人银行家们,与美国政府激烈较量100多年后,彻底控制了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控制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只是资本完全控制美国的第一步,而完全控制了美国,则是染指世界称霸全球的重中之重。 三大金融巨无霸。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三家国际财团的名字:1、Vanguard Group(先锋领航集团);2、BlackRock(贝莱德集团);3、State Street Corporation(道富集团)。 美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资本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拼杀累积,如今已形成为诸多富可敌国的金融巨无霸,它们之间利益盘根错节,相互渗透持股,就像寄生在美国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无根藤,疯狂吸食着一切,然后再利用美国这张壳,搜刮整个世界喂养它们。 从食品饮料、日常用品、电影电视、新闻媒体,到石油天然气、粮食、军工、互联网、汽车、电气、电子、航天科技,资本金融巨无霸们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这么厉害的金融巨无霸,它们究竟有多少财富?用资本控制所有能控制的一切,答案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这是Vanguard公司官网自己宣称资产管理规模为7.2万亿美元,真实数据应该会多得多。 贝莱德集团更加厉害,资产管理规模(AUM)突破10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财富差不多快赶上日本加德国的GDP之和。 道富集团是三大国际资本里面规模算小的,管理的资产规模也超过3万亿美元。这还只是美国前三大金融财团,紧随其后的还有富达集团、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 美国这些资本财团相互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这利益金字塔的顶端,是vanguard领航投资和BlackRock贝莱德。他们不仅是世界上所有大型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也是这些行业的规则制定者。 这些缠绕在在美国这颗大树上的巨无霸们,跟着美国影响力的脚步走向世界,毫不满足地染指这个世界。 大财团全面控制美国。 藏在美国耀眼光环后面的资本财团,利用盘根错节的金融手腕和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融合,慢慢地渗透控制美国的方方面面。 这些深藏幕后的神秘顶级金融资本巨无霸,它们平时非常低调极少抛头露面,却无处不在、翻云覆雨,它们控制财富的脚步悄无声息、永无止境。 以它们的能力,捧起或者整垮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简直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听风楼)。
战争、争端的背后都是经济贸易战。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 办法还是老一套:给中国周边,欧俄地区,中东地区制造地区性危机。 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 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这次到了2015年。 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 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 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这次轮到中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 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商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