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金融管制？听着晦涩难懂，其实通俗来说，就是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行业企业、金融发展政策实施限制性管理。
在如今的社会中，金融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润滑剂”作用。但是由于金融的逐利性，有时候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很容易出现过度或适度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就会出现“金融管制”，目的在于纠正地区或者行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问题。例如：从2017年开始，中国就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了有序的金融管制，主要就是因为房地产的行业属性，导致很多的资金流入其中，从而对制造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总之，几百年来，美西方的资本大鳄特别是犹太资本横扫世界，基于美元的霸主地位加上无限印钞，美西方几乎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一但各国放开金融管制，将是“噩梦”的开始，毕竟西方的金融术已经玩的炉火纯青了……对此，您觉得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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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恐怖的事实，这个世界上唯一战胜过犹太资本的，可能只有我们中国！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轰然倒塌，犹太资本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他们狂妄的向世界宣布，你们全都是待宰的羔羊， 随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华尔街犹太资本集团，挥起了沾满鲜血的镰刀，开始掠夺世界各国的财富。他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各国经济接连崩溃，从欧洲到南美，从南美到亚洲，数以千亿的财富人间蒸发，他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傲然屹立于各国的废墟之上，俯视着各国底层百姓的家破人亡。 在他们猛烈地攻势之下，世界各国丢盔卸甲，英国、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全都成了待宰的肥羊，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入了犹太资本的口袋，而这些国家的底层百姓，就只能被迫失业跳楼，以此来抗议命运的不公。正当全世界笼罩在犹太资本的恐怖阴影之下时，一条觉醒的东方巨龙冲破阴霾的天空，给与了犹太资本集团沉重的打击，扭转了整体局势，而这场东方巨龙和犹太资本的世纪之战，也被写入了教科书里，供后人瞻仰！作者枫冷慕诗
(0)相对稳定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建立。 金融监管体系的改进通常由危机触发，以防范类似的系统性风险再度爆发。但经济金融生态不断演进，难免产生新的危机，推动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改进。这是一个循环演进不断优化的过程。我重点分析中美两国的情況。 美国长期奉行金融自由主义，对加强金融监管很难形成共识。本世纪初，商业银行将高风险次级贷款证券化，而且未做任何风险留存流入金融市场，叠加各种衍生工具加杠杆，最终导致 2008 年金融危机。同时系统性危机也促成共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多轮妥协，多德-弗兰克法案得以通过，为保护纳税人和消费者利益，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建立起监管架构。 中国与美国不同，是以间接金融为主，金融资产集中于商业银行，但长期以来对利率进行管制，对资本市场监管薄弱。2013 年后，银行为了获得高利润，通过各种办法将资产和风险出表，催生出各种类型的“影子银行”，实为“银行的影子”，推出的金融资产主要是“高息刚兑” 产品。房地产价格高企和地方隐性债务扩大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但这些“高息刚兑”产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5 年底中央陆续提出经济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在此之后，2018 年资产管理新规正式实施。这是多个监管部门共同拟定的监管框架，解决了以往监管不协调，出现监管套利问题。新规要求银行的资产必须撤出理财资产，银行设立的资产管理部门必须子公司化，同商业银行机构隔离、风险隔离。理财资产必须净值化，不得新发行“高息刚兑”产品。还规定了三年的过渡期，防止在化解风险时产生系统性风险。 今年5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成立，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由于整合了各监管机构的职能和人员，监管框架的统一性和监管能力都获得了增强。在完善金融监管框架的同时，还扩大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已解除了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管制，改革股票市场原有的上市审批制度，在加强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实行注册制。可以说中国相对稳定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建立。——楼继伟
(0)1 本次会议叫做里程碑式的会议，对过去的评价不高、负面；金融不是核心是血脉；2 本次会议最主要的改革就是党管金融体制，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管政策、管人事、管股权，各省成立金融委员会，以后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一些重要的岗位不需要留学经历； 3 党管金融的核心理论在于，本质上是党的信用理论，信用债是党的信用，最后是政治局兜底，要防止透支党的信用；4 党管金融的政治性问题，不能出现“华尔街政治”，所以，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等不允许从事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等； 5 一行两会权威不够，党管干部，管住国有金融机构，关注金融腐败； 6 现在不是降薪的问题，而是追薪，发出去的钱，还要追回来； 7 金融监管总局是超级监管机构，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兜底式监管，金监总局全覆盖，不再是谁发牌照谁监管了； 8 金融监局下面设计稽查局，和司机机关配合，会参照证监会的稽查队伍设置； 9 中央支持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可以分离的理论； 10 这次会议以后，明显感觉到处置小银行不良资产等工作加快； 11 不能对标美国金融模式，要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金融就是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高科技服务，不鼓励把金融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地方经济也同样； 不会鼓励金融创新了，很多地方都抹掉了金融科技的概念； 中国不需要太多的金融中心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 12 金融业发展不能高于实体经济。 13 银行业融资和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14 中央地方金融格局大变化，解决地方之间争夺资源、监管能力不够等问题。 地方金融机构将严格审批，业务要严格限制在本地，不许风险外溢，监管更加严格； 15 国有金融机构主导，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明确国有金融机构是主力军； 16 加快处置小金融机构风险。 政府发债，注资，清理不合格股东，清理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等；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给出了路线图； 17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稳妥化解存量，严格限制新增；通过展期、借新换旧、置换等方式；中央这次下决心了，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鼓励卖地方政府卖资产。 不仅是支付债务，而且还要支付隐形债务，工程款、薪资等； 18 把地方融资平台分类管理，高债务的省只能接新还旧，不能新增； 防范道德风险。 19 央行通过紧急贷款对地方政府难以偿还的提供紧急性的流动性支持，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仅用于“紧急事项”20 对城投债有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发不债了，需要出具说明；21 继续金融反腐；22 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没有明确；没有再提金融科技，现在提的是“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科技金融一词内涵丰富，包括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及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本；AI技术发展、监管政策完善、业务转型、资本市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应该有新发展；债市信评
(1)韩国政府与外资在危机中的博弈。随着当时韩国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在1999年宣告破产以及韩国金融机构在转向前瞻性资产分类原则后流动性状况的急剧恶化，韩国政府开启了第二阶段重整，以化解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 在第二轮重整中，韩国政府持续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共计约50万亿韩元，使这些金融机构得以满足国际清算银行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据统计，截止2001年共计有151万亿韩元财政资金被用于金融重整。韩国政府还要求不满足监管要求的韩国金融机构提交破产重整计划，并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等方式加快金融机构的重组整合。 KAMCO也加大了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力度，例如从信托等众多非银金融机构手中收购破产的大宇集团债券以稳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尽管这类政策性收购成本较大，但KAMCO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据统计，KAMCO到2002年共计收购了105万亿韩元的不良资产，平均收购价格为帐面价值的37%，整体资金回收率约为72%，KAMCO还通过处置获得了近4万亿韩元的收益。 韩国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对前期被注资国有化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重新私有化，一方面可以借助有实力的私营股东投资者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注入财政资金的退出，并且政府也希望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让其逐步恢复乃至加强自身调节能力。 韩国政府这时已按照IMF要求完全放开了对银行等金融行的投资限制，允许外资控股银行，使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外部社会资本充实资本金和提升自身管理风控水平，重塑国内外对韩国金融市场的信心。由此韩国在第二轮重整中开始加快出售重整金融机构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给美国私募投资基金新桥投资（Newbridge Capital）和韩亚银行反向吸收兼并首尔银行（当时称为“汉城银行“）这两个项目。 韩国第一银行出售是纳入哈佛商学院案例的著名收购案，也是当时韩国最大的外资收购案。韩国第一银行曾是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受累于主要债务人大宇集团而陷入经营危机，由此被KDIC注资收归国有和重整。在其他投资人均不看好韩国银行业的情况下，新桥投资成功竞得该银行51%的股权，并在最终成功将其扭亏为盈后于2005年出售给了渣打银行。正如外资参与重整日本银行时的状况（详见《死与新生：外资如何买下日本》），韩国政府对外出售韩国第一银行时也一度面临来自韩国国内方面的巨大压力。韩国第一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这直接影响到对银行的交易定价和日后股东的收益，因此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成为了交易双方和朝野内外的焦点问题。 为此韩国政府和新桥投资一起设计出了一个双赢的交易方案：政府通过KAMCO以政府票据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对于银行剩余正常资产整体作价为高于市场价值的账面价值约97%。双方约定在新桥投资后的两到三年内如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将对其进行减值定价，而政府有权选择是为不良贷款补充准备金还是按照账面价值加利息买入，同时政府也将为这部分贷款进行担保。这样不管约定时间里剩余贷款价值是上升还是减少政府和银行的权益都有了保证，而双方预期认为两到三年后韩国经济将会回暖，不良资产价值将再次回升。同时新桥入股后政府仍持股银行49%并且拥有单方面增加5%权益的认股权证，待日后银行价值升值可以行权获益。这种设计保护了出售和投资双方的利益，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关键，也为日后的相关交易起到了示范作用。 公共资金的回收是公众舆论和政治层面的焦点问题，从韩国政府统计数据来看，韩国政府用于救助和投资韩国第一银行的资金共计17.6万亿韩元，而收回的资金共计12.64万亿韩元，约70%的回收率和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整体公共财政资金的回收率大致相同。重整后的韩国第一银行开创了韩国的住房零售按揭贷款业务，建立了让渣打银行也为之称道的风控体系，带来了股东收益的显著提升，成为了韩国银行业务复兴的代表。 重整银行的出售一度是充满争议的事项，韩国外换银行出售案就几乎引发了一场政治经济风波。 韩国外换银行曾是韩国最大的外汇业务银行，亚洲金融危机中受主要客户海力士和现代集团的经营危机拖累下资本金迅速流失，德国商业银行、韩国央行和韩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对其进行了注资，但并没能扭转其经营下滑、资本金持续流失的情况，到2003年又再次面临探底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境地。 面对这样的状况此时的外资方德国商业银行已明确不愿新增投资，由于德国商业银行前期投资中要求韩国政府承诺不得减资，韩国政府一直未能收回国有银行对韩国外换银行的投资，并且当时存量公共资金已有它用也无法新增注资，留在韩国政府面前的只有寻找新的战略投资者一条路。 韩国政府于2003年向国内外投资者紧急寻求出售韩国外换银行，结果美国私募投资机构孤星基金（Lone Star）获得了这个机会，通过增资同时购买德国商业银行和韩国进出口银行老股份的方式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在出售过程中韩国政府既没有如其他出售中那样进行竞标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审计，这些程序上的缺失日后成为了被攻击的证据。 韩国外换银行出售案在2006年受到了韩国国会的调查，国会调查认为政府有关部门贱卖韩国外换银行给不合格的外国投资者，韩国外换银行存在配合外资夸大困境并且违规操纵旗下信用卡公司股价的情况，调查还指控政府部门在对现代汽车子公司的重组中违规取消了韩国外换银行的贷款以及现代汽车董事长郑梦九存在对有关官员贿赂的问题。 韩国政府更进一步提起了司法指控，结果导致孤星基金时任韩国首席执行官被法庭判决入狱三年、韩国的国有发展银行和KAMCO的领导层被判收受现代集团子公司贿赂罪名成立，曾主导出售谈判的财政经济部官员也因此案牵连一度被捕入狱。 韩国外换银行出售案对韩国政府公信力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幸而当时韩国已经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漩涡，但也正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类前期出售案会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而不再是作为优先和必要的事项。 出售案政治化后政府对孤星基金提起了仲裁诉讼，政府监管机构认为孤星基金不是合格投资者，对其退出韩国外换银行的审批进行阻挠，导致孤星基金先后两次谋求退出韩国外换银行的努力均告失败，直到2012年孤星基金才将韩国外换银行转手给韩亚金融集团并取得了两倍多的不俗收入。 孤星基金在同年以韩国政府干预出售带来“损失”为由提起了国际仲裁，对韩国政府索赔数十亿美元。到2022年仲裁庭终于宣判韩国政府应赔偿孤星基金2亿美元，但最近孤星基金又以赔偿金额太少为由主动撤销了仲裁。韩国外换银行则于2015年和韩亚金融集团下属的韩亚银行合并，新成立的KEB韩亚银行成为了韩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撰文 | 高骏。谨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中国的金融强国目标的提出，应该是中国吹响了整理内部秩序的号角。提出的“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穿透式监管”，“严防道德风险”等路径和措施就是新秩序的内容。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新变革的大潮正式开始涌来，至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已经是可以触摸到了。接下来，中国大市场的发展浪潮必将卷向全世界！我只想提示：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望雪山饮茶
(0)化解金融风险：分类施策。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整体收敛。从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评级的结果看，2023年第二季度全国近4000家商业银行中，绝大部分银行处在安全边界内；高风险银行数量仅300余家，资产占全部银行的不到2%。资产占比70%左右的24家大型银行评级一直优良，部分银行主要经营指标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发挥了我国金融体系“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央行表示，下一步，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和金融科技创新监测分析，健全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机制，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强化金融保障体系建设，分类施策、及时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切实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来源：第一财经
(1)1.本次会议被称作里程碑式的会议，对过去的评价不高，负面。金融被视为血脉，而非核心。 2.本次会议最重要的改革是党管金融体制，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管理政策、人事和股权。各省将成立金融委员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将被取消。一些重要岗位将不再需要留学经历。 3.党管金融的核心理论在于，信用债是党的信用。最后是政治局兜底，以防止党的信用被透支。 4.党管金融的政治性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等不允许从事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等，以防止出现“华尔街政治”。 5.一行两会的权威不足，党将管理干部，并关注金融腐败。 6.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降薪，而是追薪。已经发放的资金还需要追回。 7.金融监管总局将成为一个超级监管机构，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金监总局将进行全覆盖，不再是谁发牌照谁监管。 8.金融监局下将设立稽查局，与执法机关合作，并参照证监会的稽查队伍设置。 9.中央支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可以分离的理论。 10.这次会议后，处置小银行不良资产等工作明显加快。 11.中国不能盲目追求美国金融模式，而应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金融应作为服务业，为实体经济和高科技服务。不应鼓励把金融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地方经济也遵循同样的原则。许多地方已经不再使用金融科技的概念。中国不需要太多的金融中心城市，如上海和香港。 12.金融业的发展不应高于实体经济。 13.银行业融资和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14.中央和地方金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解决了地方之间争夺资源、监管能力不够等问题。地方金融机构将受到严格审批，业务限制在本地，不许风险外溢，监管更加严格。 15.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同时严格控制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明确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 16.加快处置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需要注资、清理不合格股东、清理不良资产并注入优质资产等。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给出了路线图。 17.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必要的。通过展期、借新换旧、置换等方式稳妥化解存量债务，严格限制新增债务。中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和隐形债务等。 18.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管理是必要的。高债务的省份只能进行新债还旧的操作而不能新增债务。这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 19.在紧急情况下，央行可以通过紧急贷款为地方政府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仅用于“紧急事项”。 20.对于城投债有特定的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政府，将不再被允许发行新的债券来偿还旧的债券，需要出具说明文件来解释情况。 21.继续进行金融反腐是必要的措施。对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业务没有明确的指示或规定。 22.现在不再提及金融科技而是“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这包括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及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本的运作和发展AI技术等措施。来源：陆家嘴金融
(0)成立国家监管总局，建立由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以及各级各地党委领导下的基层金融监管机构，这一系列组织变革后，实现了“党指挥金融”或“党指挥钱”的“三湾改编”。最近，领导破天荒的视察了央行。 在这个基础上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其实就是一场战前总动员。什么战？当然是防风险攻坚战。通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新闻通稿，领会到其中的语境语调和精神内核，就会感受到这次会议厉兵秣马的氛围——旷日持久的防风险攻坚战进入了异常复杂严峻的阶段。 我以前一直提到的，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究竟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还是“以问题的眼光看待发展”，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一切都在围绕着“国家安全”这唯一主题。安全是比稳定更加重要的主题，如果稳定压倒一切是过去的底线思维，现在安全应该是压倒一切的一切。在金融领域当然也要树立斗争思维，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向一切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宣战，实现风险清零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伟大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最近十年，中国打了三场攻坚战，扶贫和环保基本上胜利完成，唯有防风险攻坚战打了近八年，“八年抗战”依然没有结束。会议是这样论述的： “要清醒看到，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 显然，这是对过去没有形成合力而监管不够有力的一种评价。怎么解决组织凝聚力和执行力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常胜法宝”——党指挥枪：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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