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曾经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西方大踏步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时，中国的科学相形之下却日益落后了，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仍对西方17世纪已经确立的近代科学体系茫然无知。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几千年以来的人情世故，使中国人都陷入了内卷和内耗上。要知道，一个国家理应将科教兴国摆在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将时间都花在人情世故上……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而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此外，近代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另一条件是，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这种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也不存在，典型的迂腐思想及“学而优则仕”，迈入官场后，进而勾心斗角，为权力与金钱所累（折腰）......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价值，并不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识从来就是附属于德行（社交），为德行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国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获得知识，而是指履行道德义务。所以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对此，您是否有其他的见解呢？请在此说一说吧！“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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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与他身为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的士大夫身份不无关系。直到今天，民间还把考上名牌大学或成绩拔尖的考生称之为“状元”。 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中，除了眼界和所学的内容有很大的改变和扩展外，他们与过去时代的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仕”，“学而优则仕”。 士的内涵倒的确是人文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即算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测算等等，也都是入仕的本钱，是一个优秀的士大夫所必须具备的。但更重要的当然是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又能文章盖世，遣兴移情，标高自重，具有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个人魅力，才能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 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最要命的软肋是“知遇难得”，科场拔士取决于考官的眼力，范进之所以能中举全赖有一位惺惺相惜的学道周进，否则一辈子不得出人头地，这就是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要么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要么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一隅。 于是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如范仲淹标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建设型和忧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隐逸型和牢骚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生逢乱世或朝政腐败时期，他们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甚至故意和传统习俗作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蔑视礼教，视官场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 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也就相当于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种互补心态，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分界。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济天下的资本，济天下是穷独时的向往，向往而不达则是一切牢骚的根源。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政治和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少有对自然知识和客观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
(0)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如此迷信权力？这要追溯到我们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封建社会，权力意味着至高无上的统治，统治者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那时的百姓，见到县官都要下跪，甚至双膝触地，卑躬屈膝。这种身体上的规训，早已深深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哪怕到了今天，这种下跪的姿态虽已消失，内心的奴性却仍然根深蒂固。看看曾经的马戛尔尼，他到清朝时拒绝双膝跪拜乾隆皇帝，只行单膝礼。他说，双膝跪地是对他尊严的羞辱！即便面对皇帝，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奴才”。这是西方人与我们最大的区别，他们从来不把权力当作敬畏的对象。他们始终坚信，即便面对最强大的权力，他们依然拥有不屈的尊严。而我们呢？一个小小的公职人员，便成了商户口中的“领导”，这样的社会氛围简直荒唐可笑。许多人把成功等同于权力，仿佛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你跟他们谈责任、谈道德、谈公平，他们只会觉得可笑，甚至觉得你天真。这样的社会风气，已让中国人陷入了自私、冷漠的泥潭。人人争权夺利，社会没有了信任和互爱，只剩下冷冰冰的丛林法则。腐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皆是这种权力迷信的恶果。社会公平荡然无存，普通人的尊严被踩在脚下，难怪这个国家充满了戾气和不满。要解决这种社会病态，我们必须彻底摧毁对权力的盲目崇拜，重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必须重新倡导公平、正义、责任，而不是权力至上。狂人的日记
(0)几千年来，中国人将美好的生命浪费在几张卷纸上，并自觉地反复加固“忠”“孝”观念。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没几个人想要挣脱这种“礼教”。鲁迅将传统中国描绘成吃人社会，是完全成立的。
(0)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 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 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但是，不知怎么，学者却贱了很多。尽管，跟建筑工地的民工相比，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官员级别越高，矮的就越多。很多在学界地位很高，拥有众多官方头衔和社会兼职的大学者，穷其一生，似乎就是给官方的政策做解释。今天官方说要向东，他说向东太对了，完全符合科学理念。明天官方又说要向西了，他接着说向西挺好，符合世界潮流。能把政府的政策，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加以包装的都是高手，如果能把这些政策，上升为符合某个西方理论所谓的“新理论”，则是高手中的高手。 这样的学术高手，也有地位，但这样的地位都是凭借官方的认可来的。如果他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议，能够得到某个大官的批示，那他所在的单位，都会引以为荣的。见过这样的教授，与人吃饭，每每要提及他的什么报告，被某某副总理批示过，言毕，得意洋洋。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也身价高了不少。只要官家有令，有人肯出钱，让学者们上电视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涨价有理，收费有功，都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把煤说成是白的，钱足够，也没问题。 当今的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了。学界贱，学者当然也贱。但是，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遭人烦，遭人厌，遭人恨，都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文｜张鸣 历史学家 人民大学教授
(0)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韦伯、伊懋可等学者也发出过类似追问，爱因斯坦、罗素、杨振宁等思想家，都曾试图回答这些追问。总结起来，大概有四个原因。 审视这四大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文明的异同，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拥抱现代文明。 -1- 观念上是不求真的。科学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态度。 真、善、美的三个追求，“真”始终被西方人放在第一位，且贯穿整个西方历史。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就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存在真理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理。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 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泰勒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敢于跳出迷信和巫术，创建出最早的科学； 使得伽利略、牛顿，坚持探索宇宙的“终极真理”；也使马斯克执着于追寻“走出地球“的可能。 反观传统中国，始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占据主流的观念，一直是社会稳定、家庭和谐、完善自我。 相比于真，善和美才是国人的最高追求。 因此国人被教导，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 比如道家认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儒家认为，社会的道德和谐至关重要；佛家更是认为，心灵安定逃出轮回，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冯友兰先生的结论可谓精辟： “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 -2-文化制度上是不自由的。科学诞生的一个客观条件，是个人自由。 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文化制度，是一切发展的必要土壤，科学更是如此。 ”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以说，自由始终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始于惊奇和闲暇。正是自由状态下的无功利心，科学家才有可能沉下心来，为了求知而求知。 正是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面对强权，才有可能不屈不挠，将科学火炬传递下去。 反观传统中国，无论是先秦，还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个人自由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重点，“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功利性追求，一直占据主导。 随着隋唐科举制的兴起，中国人的求知路径，就被儒学经典框定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中国人求学、求知的唯一目标。 就连严复这样的西学大师，都因为没有功名，而饱尝艰辛和羞辱。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代很多青年看来，考公更是“人生意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都无足轻重。 可见，要想真正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就必须先思考“为什么只有欧洲产生了科学”。 阅读科学史，就是理解、解释这一重大命题的最佳途径，也是一个现代人真正打破中西、学科壁垒，掌握现代思维的必经历程。
(0)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美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1776年公布《独立宣言》，这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而在大清，这一年的年底，各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在焚毁大量书籍。这就阻止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在现代，一个国家，以及国家的人民，都应该像国王一般。像国王一般，当然就是富裕的。
(0)从论到说，层次的降低和降位，论一轮，指的是方向和指向，说一说，直接面对的是一般和普通人群。为啥要说？因为前几天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质疑诟病很多，甚至是谩骂和责难，说一说，很有必要。那就是为啥有的人一说到解放思想，想的就是否定一切，推倒重来，有的人则是固步自封，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好像动了毫毛似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许就是左右之分的区别，而且有点儿带有极端的味道。 其实，解放思想就是一个慢过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因为思想根深蒂固，想的一夜之间改变和改观，真有点儿不可能，想法条件或者是传统作祟，总是不能一蹴而就，很现实和客观，也很正确。改，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想改才是动力命题，想通了，沟通了，或者是求同存异了，才能发始于重新确立和解放。很多人不懂得，想的就是完全这样或者是那样，一旦不符合自己的想法，跳出来，就要暴雷，批评甚至定义为错误。不能讨论和探究，一天之内能够到达罗马？完全不可能，也不符合事物发展进步的科学规律。鲁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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