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区泡脚、乱刻乱画到违反宗教禁忌在清真寺矮墙上跳热舞，从因延误而大闹机场到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从公然“霸座”到任性拉下高铁紧急制动阀，从重庆公交坠江悲剧到高空抛物致人死亡……近年来，关于国人素质的讨论也一直都没有停过。
可以说，中国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尚未同步，出现各种不文明现象，并非中国特有。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皆有经济发展而文明程度尚未同步提高的阶段。上世纪80年代，富起来的日本人在走出国门时也产生过“观光摩擦”，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但今天，日本公共文明备受称赞，说明一个社会的文明素养，既有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持续法律管理的结果.....
再看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素质普遍较高，也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更有机会见识世界，他们形成了极为规范的法律约束，正是有了严格的法律明文条例，其公民的自治与自律意识和能力得以提升，自身素质高了，自然犯罪率就低，也精减了很多冗杂的非必要机构，公务员变少了......这方面是否值得中国学习？实质上，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高到无法承受。总之，抛开政治层面不说，西方人的整体综合素质相对来说还是比中国人高的，最起码个人自治与自律能力比我们强，这点我们应当承认与借鉴。提高国民素质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手一起努力吧！为此，“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法国哲学家菲利普·尼摩认为，西方文化是由五个关键时刻或称“五大奇迹”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构筑完成的一个伟大成果，它们分别为：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和科学，古罗马人发明了私法和人文主义，《圣经》倡导的伦理观及末世论，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最后则是发生于西方国家的近代重大民主革命。 尼摩的观点，只是说明了西方世界“一切皆流，无物常在”的变化，还没有深入根本。西方社会真正了不起的，是自我批判与个人自治。而究其实，则是宗教批判。马克思说过，“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基础。”而宗教批判的第一个主题，是自我批判。
(0)现在你们又问中国文化修身养性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各有三句话需要了解的，就是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叫“存心养性”，道家说“修心炼性”。实际上，这就是生命的大科学。 《大学》里头有几句话，你们大概都会背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原则。中国自古的传统文化，六岁入小学，十八岁已成为成年人了，便进入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所谓大人，就是成年人的意思，成年人的第一课，先要认知生命心性的基本修养。所谓“明明德”，就是明白心性问题。这个“德”字，“德者得也”，得到生命本有的学问，这属于内学，也叫内圣之学。 儒家所谓的圣人，在道家老庄的讲法叫真人，你听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成年以后没有真正修养心性，都是不够成熟的，就不足以称为成年人。以真人这个名称来说，必须要有真正心性的修养，认得那个生命根本。道家所说的真人就是神仙，超乎一般平庸的人了。换句话说，没有明白自己生命根源的心性以前，都是行尸走肉的凡人，也就是假象的人而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在说明“内圣”以后，才可以起大机大用之“外王”。这个“王”字，“王者用也”，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不过是职务的不同，其实都是启动心性外用的行为。所以“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才是一个完成圆满人格的人，也可以叫他是圣人或真人了。 那么怎么修养呢？我背给你们听，这里头有七个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看“知止而后有定”，第一个是知性的问题。知，就是每个人生来能知之自性的功用，学佛学道，成仙成佛，第一步也都先要知道“知止而后有定”。譬如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知道自己坐在这里吗？这个能知之自性是什么呢？这个能知之自性不在脑里头，也不在身上，是与身心内外都相通的。但现在西方医学与科学都认为能知之自性是生理的、唯物的，归之于脑的作用，其实脑不过是身识的一个总汇。这个问题要详细研究，是很深刻、很广泛的，不是一两个钟头能讲得清楚的。我们中国文化讲本体是心物一元的，知性不在脑，是通过脑而起作用，这个要特别注意。 再说我们的思想、身体要怎么定呢？平常人的知性，是跳跃、散乱、昏昧不定的，但是又必须要以知性的宁静、清明把散乱、昏昧去掉，专一在清明的境界上，这才叫做“知止”。知止了以后再进一层才是定。佛教进来中国以后，把大小乘修行的一个要点叫“禅定”。“禅”是梵文的翻音，“定”是借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这个“定”字来的。 这个“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渐渐会进入一种安详、静谧的状态，这叫做“静”。到了静的境界以后，再复进入非常安宁、舒适、轻灵的境界，这叫做“安”，借用佛学特别的名词，叫它是“轻安”。再由轻安、清明、不散乱、不昏昧，非常接近洁净的境界，就会发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慧力，这叫做“虑”。 这个“虑”的意思，不是思想考虑的虑，是在定静安适的境界里自性产生的智慧功能，不同于平常散乱、昏昧的思想，它是上面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智慧境界，这两句名言出自曾子的学生子思所著的《中庸》，就是对于“安而后能虑”的诠释。我们现在借用佛学的名词来说明这个“虑”字的内涵，就是“般若”的境界，中文可翻译为“慧智”。它不同于一般的聪明，我们现在用的思想学问都是聪明所生，不是慧智，慧智跟聪明大有差别。透过这个慧智，然后彻底明白生命自性的根源，在《大学》就叫做“虑而后能得”。得个什么？得个生命本有智慧功能的大机大用，这才叫做“明明德”。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命，思想像陀螺一样在转，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人一弹指之间，思想有九百六十转，这是生命中认知的大科学。比方我们写一篇文章或写一个字，那里头不知有多少思想在转动啊！你给情人写一封信，“亲爱的，我爱你……”这一念之间的思想情绪已经从国外转起，转到中国了。像人们谈情也好，讲话也好，思想转动得很厉害，极不稳定。注意哦！比如我们说一个“现在”，这句话是一个思想，是一个念头在动，这是“想”不是“思”。当说个“现在”，里头早已经想到下面要说的另一句话，不止几百转了，这是很微细的“思”的作用。因此要随时知止，把它定在那里，像陀螺一样虽在转动，其实陀螺中心点都在本位。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这是第一步啊！ ——南怀瑾先生《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0)首先，我们不妨拿西方人与东方人或者说我们中国的人性特征做一些对比。在我看来，西方人比较简单、纯粹，他们普遍追求个体的权利与自由，追求生活的享受，与此同时，西方人都有着很强的契约精神、规则意识。 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的人性比西方人复杂很多，中国人更有家国情怀，更有大局观，所以中国人普遍服从性高，更能吃苦耐劳，甚至也更有牺牲精神。但与此同时，中国人毛病也很多，中国人极度欠缺规则意识与契约精神，喜欢偷奸耍滑，爱搞人情关系，并且特权思想严重。 上面这些东西方人性的差异在我看来其实都是表面的，深层次的差异是人性的第一性的不同。人性的“第一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就是个体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属性，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具有绝对优先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诉求。 在我看来，西方人的第一性是自由，西方人把个体的自由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作的基石。而中国人对自由不敏感，很多中国人自己不在乎自由，对别人的自由也不尊重。在我看来，中国人的第一性是基于身份归属而产生的责任意识，简单来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与个体的自由相比，责任更加重要：我是这个家的一员，我对这个家有责任；我是这个国的一员，我对这个国有责任……责任意识是每个中国人意识深处最基本最重要的诉求，每个中国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在学会说话、走路之前，就开始背负着沉甸甸的责任。杨光华
(0)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说》。《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群。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认为公德的基础是私德。私德就是个人基本道德。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倡爱国，爱国是公德，提倡友善诚信，这就是私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个关系不是并列的，这两方面虽然都重要，但是就个人来讲，基础是个人品行、个人道德，这个是基础。所以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础。我们中华美德在这方面有深厚的资源。 梁启超所讲的私德和公德，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要求，但是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落实在个人主体上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价值概念与道德概念的不同。 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强调要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这是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时，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继承弘扬传统美德，中华美德的继承转化，这些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讲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重点还是私德”。所以总书记最近讲的加强道德建设、形成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我们说主要都是就个人道德讲的，要落脚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是要指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这很重要。作者：陈来
(1)   1  
共2条信息 |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