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教育是立国之本”，然而，中国式教育存在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热议。
中国式教育常被称为应试教育，国人重视左脑教育，忽视了右脑教育，考试成了唯一选拔人才的方法。教育要求随考试难度增长，考试难度随教育要求增长。久而久之，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下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家庭相对富裕的学生都一窝蜂地远渡重洋去求学，除了镀了金的学历更被看重，这教育理念才是关键。在经历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十二年寒霜苦读，通过高考鲤鱼跃龙门迈入各大高等学府，然而，长期的灌输性学习方法成为软肋，和小学生相比，大学生更不懂得思考、更不懂得创新。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中国式教育势必要更看重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思考、质疑和创新的能力，而这三样必须是一流大学的标配，不要再让中国大学生浑浑噩噩度过四年，这是求学道路上宝贵的时光，应该要利用好。您赞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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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 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 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 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 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 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 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 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 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作者丨李志文先生是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蔻翰讲座教授
(0)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呢？就像Wallace在演讲中说到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不是“我”被杂乱、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而是生活由“我”掌控。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0)独立思考就像书籍的索引号一样，能够将吸收进来的书籍消化掉，把它们进行分类，以供需要的时候随时提取。可是很少有人达到这种境界，大部分人的水平只是停留在单纯地阅读之上。他们读书就像浏览报纸一样，并不想废脑筋去思索，也不愿追问，只求知道即可。所以他们通过阅读而得到的知识很快就会被遗忘掉，一到需要使用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又得重新翻阅查找。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起来，总是显得迟钝、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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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不可或缺就叫大学 ] 苏格兰有一个女生的中学毕业成绩很好，符合申请牛津大学的要求。由于这个女生是处于边远不发达地区，能有问鼎牛津的成绩，当地政府非常高兴。然而，经过面试，牛津大学的教授认为该女生缺少创造潜质，不是牛津要培养的学生，因此予以拒绝。当地政府为了成全女生，找了教育大臣出面，又找了副首相出面，牛津大学就是不答应。无奈，副首相只好找了首相布莱尔出面。布莱尔对此事高度重视，亲自出马，要牛津大学录取这个女生。但是，牛津不为所动，最终没有录取这个女生。布莱尔大为光火，却又毫无办法，对牛津说了几句不满的话。牛津大怒，立刻宣布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计划。纵使首相，其奈我何？这就是大
(0)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书本里做学问的人，他们发表的文章主题基本都是对前人的观点或书籍进行研究，他们的作品就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别人的思想之上。这些学者所写的书只是提供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者符合前人或者反驳前人，但是观点还足以叫作思想，因此大部分的学者还不够格叫“思想家”，他们只是表达观点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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