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以快速、高频进入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
今天,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能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即使没有绝迹,却已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发现问题的敏锐性、能力甚至兴趣,逐渐失去关注这些问题的社会角色使命感,甚至将其抛弃。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他们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世界各地每天不正义、不道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件一件件地上演,就在你我身边,让人心痛、心酸、心寒,但不应该只是无能为力的一句感叹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世界迫切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对于这个社会,你我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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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必须要具有哲学思考能力。 中国具有文化能力与政治能力的人才并不缺乏,但具有“共绘网人”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怀的人则十分罕见。 中国有理想的企业家应该跳出养家糊口的人生追求,应该为中华文明的崛起而贡献力量。
“共绘网人”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最先意识到,每个人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人类争自由,当他们把这一目标当作个人目标来追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为人类共同的前景开辟着道路。而当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像“共绘网人”这样的生存境界时,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完成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也就从社会结构中消失了。
邓晓芒:1949年以后,大批原先处于体制外和边缘的知识分子“有道则现”,进入了体制内,因而一开始就是带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胡风的一句“时间开始了!”喊出了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心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自己的生命全系于政治,甚至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肉体生命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一开始对政治的期许过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时间还来不及使整个人格转型,进入道家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只是偶尔有局部的道家心态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暂时的安慰,但只要一有缓和的风声,立刻又旧病复发、蠢蠢欲动甚至盛气凌人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情结,一直要到1989年以后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动摇,知识分子才开始大批地“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体地走向“人文精神失落”“道德理想滑坡”的“渴望堕落”的“痞子精神”。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家人格已成气候,这个时期几乎所有造成了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红高粱》、王朔的“流氓”系列等等,都是对道家精神(也包括禅宗精神)的推波助澜。这些无疑都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扫除了最顽固的障碍,但本身决不是真正自由知识分子的积极心态,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但却“没事偷着乐”的白日梦心态(如鲁迅所说:“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带有逃避现实、取消意志和解构人格的自欺性,其必然归宿只能是放纵自然本能和肉欲享受。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崩溃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份的彻底丧失,除少数例外,知识分子整体上已被还原为工匠,不是“养家糊口者”,就是“劳动致富者”,并为自己的“看破红尘”而沾沾自喜。生活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也变得残酷起来,金钱成了衡量一个人的惟一标准。因而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寥寥可数,而且就连这少数坚守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身份意识的困惑,即: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究竟在哪里?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使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那么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维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 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作者: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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