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如何走出债务泥潭？

发布日期:2015-08-04 浏览次数:3925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赢得了拯救世界经济的“美名”，但却陷入了巨大的债务泥潭，地方债信用事件频繁曝光，荣升近两年的热门话题。

据统计，2014地方政府负债总额高达16万亿元，而我国的税收总额才10万亿多，也就是说中国要用一个半年的税收才能填补这个大窟窿。很多地方呈现“前任搞项目，后任还债”的恶性循环，政府债务越滚越大。政府和企业大量借债，搞投资拉动，投资的结果是产能的增加超过消费能力，造成各行各业的大量过剩产能。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大量产生，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但却不产生效益，日渐增长的债务只会累积成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泥潭如何走出，对此您有何高见？

国伟2024-07-05

李家沱大桥债务重组。荣智健讨债来了。 2001年11月12日，正当我研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问题的时候，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智健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1997年他在重庆出资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亿元，以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修建了李家沱大桥，当时他跟重庆市政府商定20年经营权，每年税后固定回报率为14.5%。项目开始的头两年，市政府正常付款，可是自2000年起他就没有收到钱了。我在上海工作时跟荣智健打过交道。他听说我调任重庆，就写信过来提醒。看完荣智健的信，我不由得眉头一皱。当年，这种约定固定回报率的BOT融资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很流行。政府和企业签约时，往往按照银行基准利率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上2%~3%的投资利润，来承诺固定回报率。一般而言，每年10%~12%的固定回报率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李家沱大桥BOT项目的条件有些苛刻，每年税后的固定回报率达到14.5%，即税前在17%左右。也就是说，重庆每年要支付给中信泰富1.3亿元，而且是连续支付20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8次降息，中长期贷款利率仅为5%。这样算来，重庆太吃亏了。于是，我找来市建委主任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家沱大桥建成于1997年，之后每年大约收取过桥费14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各项维护成本。1998年，市政府向中信泰富支付首笔1.3亿元时，就拿不出钱，只好向银行贷款偿付。1999年，挪借了其他资金来偿付。到了2000年，资金彻底没了着落。算下来，到2001年底，重庆市政府欠了2.6亿元。弄清细节后，我当即把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同志也找来，一起做内部专题分析。假如向银行贷款8亿元，期限20年，那么按5%的年利率计算，每年还本付息约7000万元。假如贷款10亿元，将中信泰富的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那么今后20年每年还本付息也不过8 000多万，远低于向中信泰富承诺的每年1.3亿元。既然如此，宁愿向银行贷款，以低息贷替换高息贷，20年能省下10亿元的融资成本。跟荣智健谈判。如果能够实现债务重组，城投公司就可以接盘做李家沱大桥的业主。于是，我找来城投公司的负责人说：“现在派你到香港跟荣智健谈判，给他两个选择：第一，我们愿意遵守原来承诺的利息，但要将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终止BOT协议，收回李家沱大桥的权益；第二，如果保持原投资模式，就得把固定回报率降下来，现在银行利率是5%，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2个百分点的利润率，我们能够接受的税后固定回报率是10.5%。” 随后，城投公司赴港谈判。中信泰富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接受连本带息一次性偿还，但要求必须在年底前还清。为重庆节省了10多亿元。收到消息，我马上找银行借钱。当时找的是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由于贷款数额较大，分行行长向总行紧急报告，报告里提到，重庆市新上任的副市长黄奇帆，提出贷款10亿元偿还李家沱大桥的债务重组方案。建行总行经研究后认为，该债务重组方案风险可控，较为可行，很快批准了这个贷款请求。虽然贷款资金到位了，但还得换汇，我直接跟国家外汇管理局打电话汇报了沟通事由，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特事特办。就这样，2001年12月底前，重庆结清了跟中信泰富的债务。这件事让这位城投公司负责人印象深刻，后来他经常念叨：“通过李家沱大桥项目的债务重组，重庆前前后后节省了10多亿元的城建资金，还有效避免了政策风险，确实是一记妙招！”黄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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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2022-02-23

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在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经营范围甚广，除了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外，还包括对地方政府、企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而且其中大部分业务活动并未计入企业损益表。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和相互关联性，加剧了这些平台本已令人担忧的财务风险，甚至可能会对经济运行效率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超过半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款用于资本支出以外的目的，并且，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投资联系的企业的资本生产率往往低于其他企业的水平。最后，市场各方担忧国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支持会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负面反馈循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引发大范围宏观金融体系不稳定方面的风险正在上升。这些结果凸显出：要解决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必须开展全面的结构重组以及制度层面的财政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第22/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