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新挑战，全面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提升本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欧盟成功的开辟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近年来，亚洲各国纷纷缔结各种贸易协定，但广义上的亚洲一体化却进展缓慢，亚洲各国各自为战的局面迟迟不能打破，以至于亚洲的整体竞争力不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应亚洲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统一机制，以增强亚洲的综合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亚洲一体化无疑将极大的增强亚洲各国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例如：近年来比较成功的有：中国—东亚(东盟)领导人峰会，其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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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投资环境下相互依存性增强。然而，受瞬息万变全球投资环境的影响，亚洲工业企业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例如，中国内地（包括珠三角地区）不断攀升的生产成本已经影响到生产和采购活动。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的。比如，所谓大规模人口基数形成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中国内地沿海地区“用工荒”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迅速推进的城镇化和工业发展使得本已紧张的土地更加稀缺，造成工业成本不断攀升，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内地的企业已纷纷采取了应对措施。位于广东省或大湾区的很多企业已经将其一部分生产和采购转移至亚洲其他低成本地区，而留在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业务运营已不断升级或提升自动化程度，力求提高竞争力。 根据香港贸发局近期对大湾区内地企业的调研显示，除市场疲软和订单下降以外，不断上涨的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已成为其目前最担心的问题。调研中，绝大部分受访企业（76%）表示，为应对这些挑战，在未来一到三年时间里，它们会考虑“走出去”，或者扩大海外业务。66%的受访企业表示，它们最青睐的海外生产基地就是包括东盟10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3] 中国内地企业向外发展，无形中推动了亚洲其他低成本地区的工业活动，使中国内地与亚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的供应链关系日益紧密。这一供应链网络也受到了2010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进一步加持。如今，越来越多位于中国内地的本土企业、香港企业和外资企业加快了在东盟国家建立亚洲生产和采购网络的步伐。这些企业之所以向东南亚转移，不只是为了应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也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和欧盟对原产自中国内地的产品实施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这样的生产布局，以及上下游供应商之间更紧密的商贸联系，尤其有助于中国内地与东盟各国之间双边贸易稳步增长。正因为如此，自2020年以来，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 此外，生产和采购活动的转移也为亚太地区的工业企业，包括位于大湾区的中国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采购选择。很多企业将来自珠三角地区以及内地其他地区的大量工业材料运往东南亚地区，以支持当地进行生产。珠三角地区的某些内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甚至将部分生产活动直接转移至这些低成本地区，从而提升在当地的生产和采购能力。通常，在东南亚生产或采购的最终产品会销往较发达国家，至于其他工业材料以及零部件则会运回珠三角以及内地其他地区以支持较高端的生产活动。其结果是，整个亚洲地区分工更加明确精细，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商贸关系日趋成熟。同时也促进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专业化水平和贸易扩张，推动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2001?2020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总额从3.2万亿美元跃升至12.7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7.5%。同一时期，亚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5.6%提升至36.0%，充分表明亚洲的生产和供应链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赵永础，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商务咨询主管; 钱毓益, ACCA中国政策洞察总监）
(1)南亚正面临严峻考验。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第一个倒下的，似乎是斯里兰卡。这个南亚岛国，正陷入1948年独立以来的最严重经济危机。除总统总理外，内阁总辞职，但危机还在继续。另外，南亚山国尼泊尔，目前外汇储备仅仅够7个月。一个又一个国家，都有点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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