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14/15财年，就有大概590亿美元用于对外军事援助支出，占3500亿对外援助总额的17%。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大国，军事援助可否能变为经济援助呢？
从表面上来看，军事援助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往来活动，无可非议。其实，从深层次分析，无偿的军事援助并不普遍存在，对外军事援助大多有不为人知的目的，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常常便利用军事援助来作为交换条件。在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军事援助的褒贬有待考证，为了避免军事活动的频繁，《共绘网》倡议，军事大国能否将军事援助变为经济援助，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您觉得军事援助是有目的的吗？可否变为经济援助呢？对此，您有什么妙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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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和中国的关系史。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也进入了冬眠期，被日本人打伤了嘛，而且伤了自尊，国内差点酿成革命，所以干脆躲着不出门了。 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崩溃，沙皇全家被枪毙，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外交策略也就全变了。 我们此前讲过，苏联人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跟苏联关系好的卫星国，解除帝国主义对苏联东方的威胁。有点像英国武装日本对抗俄国，以及后来美国支持日本对抗苏联。 所以才派苏共大佬来中国联系代理人。找来找去找到了孙中山，孙本人一生碰壁，到了晚年，万般无奈之际，碰上了俄国人。 孙中山一生在寻求“平等待我之国家”，列强都希望中国四分五裂，只有俄国人希望中国强大点，中国强大了才能帮苏联忙嘛，黄埔军校就在这个背景下搞起来了。不过黄埔军校起来没多久，孙中山去北京谈判，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得了癌症，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从这时候起，中国和俄国好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关系听起来好像持续时间很长，其实真正相处超不过10年，分为以下这几个阶段。 孙中山死后没多久，蒋介石就清党了，把当时能找得到的我党的人和他们党内左翼的人杀了个干净，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国民党内坚持“三民主义”的党徒已经被清洗干净了。 清党后，国府彻底跟苏联决裂，苏联顾问也都回国去了。 下一次合作，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在国际上一个盟友都没有，怎么办？那时候美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所以蒋介石转向了苏联。尽管蒋介石在10年前惹怒了苏联人，不过这次苏联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然了，苏联不是助人为乐的红领巾，国家之间没有红领巾，全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当时苏联倒也不担心日本打中国，主要是担心日本打完中国要打苏联。所以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于是就开始大规模援华。 援助的物资规模较大，我从沈志华那里摘了一段： 单是1938年，苏联运抵中国的武器包括94架伊-16战斗机、122架伊-15战斗机、94架轰炸机、120挺航空机枪、82辆T-26坦克、20门76毫米高射炮、180门37毫米反坦克炮及49万发炮弹、50门45毫米反坦克炮、1000挺马克西姆-托加莱机枪、300挺马克西姆机枪、3000万发机关枪枪弹、1500挺杰格佳廖夫机枪、360门76毫米野炮及36万发炮弹、80门115毫米榴弹炮及8万发炮弹、1000万发步枪子弹、746辆汽车以及大量的零部件和装具。 中苏之间这次的友谊持续到1941年，那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自身难保，于是和日本签了协议，互不侵犯，然后苏联就不再援助中国，自己全心全意打德国去了，让蒋介石自己看着办。不过好在日本攻打了美国，美国对日宣战，开始给中国供应武器，国府又续了一口气。 多说一句，同期苏联人给了国府大量物资，给了延安些啥呢？ 1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寄来了20只灯管和6节碱性蓄电池和苛性钾若干……还有纸张之类的。 毛主席一直对这事有意见，说斯大林不厚道，给蒋介石飞机大炮，给他一堆杂志。 一直到1949年解放军渡长江前，苏联一直都是支持国府的，甚至在解放军攻陷南京之后，各国大使，包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下来跟我党接洽。唯独苏联大使跟着蒋去广州了，这事毛主席也念叨了很多年，对斯大林意见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和苏联最大的蜜月期，尤其是中国越境出击，在朝鲜把联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震惊了整个东方阵营。 随后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华，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苏联援建工业项目，从1953年持续到1957年，这可以算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波工业转移。 不过苏联人并非宅心仁厚，当时上台的是赫鲁晓夫，于公于私，他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于私方面，赫鲁晓夫“来路不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小计谋上台的，我们将来再细讲。既然来路不正，就需要人支持，他需要中国同志的支持，所以援助中国很积极。 不过赫鲁晓夫的私人想法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苏联援华对于苏联来说，有百利无一害，正是因为利益充足，苏共上层才能达成共识。 当时苏联要跟西方全面竞争，所以就需要拉拢每一个可拉拢的盟友，中国的潜力巨大，这一点苏联和美国都看出来了。苏联觉得帮助中国工业化之后就可以帮苏联看着东线。 不过到了1957年，苏联觉得既然自己是老大哥，又给了你们那么多援助，就开始掺和中国内政。事实上，苏联掺和了每一个盟友的内政。这让毛主席非常不高兴，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双方决裂了，“独立自主”这4个字，一直是主席的核心战略，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下一次中苏关系再缓和，要到1976年之后了，但是已经很淡了，仅仅停留在“不敌对”的状态......
(0)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受的贫困和苦难感同身受，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援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顺应时代要求，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中国力量。2013年至2018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2702亿元人民币，实施成套项目423个，提供物资援助890批，完成技术合作项目414个，举办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7000余期，共约20万名人员受益。中国积极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合作，力所能及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截至2021年6月，共为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抗疫以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为全球供应了2900多亿只口罩、35亿多件防护服、46亿多份检测试剂盒，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5.2亿多剂疫苗，累计组派33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31个国家协助抗疫。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境，许多人还在贫困、饥饿、疾病之中挣扎。一些国家越来越富，另一些国家越来越穷，世界不可能长久太平、持久繁荣。中国共产党主张，加快全球减贫进程，发达国家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发展中国家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中国将尽己所能，继续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减贫贡献智慧和力量。
(1)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简称OCHA或人道厅)中央应急基金(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CERF)官员杨臻黛博士：应该看到，在危机之中，人道主义事业也面临了新的机遇，显现了创新、亮点和希望。我认为，未来工作的突破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工作方法和机制等各个方向上的创新。01、在技术创新方面，要把互联网和新兴技术进一步运用到人道主义救援中，比如，将人工智能运用于疫情测绘、预警、筛查、诊断和治疗，以移动通讯设备进行实时调查和需求评估，运用3D打印来支持救灾物品的生产，用无人机来运送医疗用品和其它救灾物资等。 02、在救灾方法创新上，近年来，人道厅大胆进入预见性行动（anticipatory action）领域，与世界银行、气候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利用预见性数据和模型开展分析和决策。2020年，人道厅所辖的中央应急基金（CERF）首次拨付了预见性行动资金，基于灾情预测分析模型，对索马里饥荒和孟加拉国洪灾的早期应对行动给予拨款，赢得了拯救生命的宝贵时间，降低了救灾成本，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03、在工作机制创新上，以中央应急基金为例，传统的机制是面向特定国家的特定灾害进行拨款，而在新冠暴发伊始，中央应急基金果断改变工作机制，首次面向联合国机构进行了9500万美元的全球抗击新冠的整体拨付。传统上，只有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才能作为中央应急基金的直接接收方，而在新冠救灾中，基金打破常规，通过国际移民组织首次向24个一线非政府组织拨付了2500万美元救灾资金。传统的救灾形式是提供实物，而在新冠疫情中，针对粮食不安全问题，基金向6个国家提供了8000万美元现金形式的救助，高效、灵活、低成本地满足了灾民的生活需求。此外，中央应急基金不断改革和优化工作流程和系统，提升运行效率和水平，出色发挥了紧急救援、协调行动和指引投向的作用，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创新和成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2021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前言中，主管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洛科克(Mark Lowcock)写道：“2020年表明，人类的前进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会被一种病毒逆转。把事情拉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也并非必然发生，这需要有意识的行动和集体的努力，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肩膀顶住车轮，努力朝着同一个方向往前推进。”联合国人道厅的宗旨是“致力协调，拯救生命”。2021年伊始，站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一个抉择：是任由四十年中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被逆转而灰飞烟灭，还是携手努力，找到扭转局面、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出路？我想，毫无疑问，我们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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