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中央颁布一份关于街区规划建设的文件,其中“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一句话引发大众的热烈讨论。
已建成小区谁有权决定开放?今后没有封闭式小区,是否意味着小区不再有物业?小区开放后安全如何保证?其实,对于围墙(Wall )的拆留,大众没有必要一股脑的反对,维护秩序的围墙必须留下,而阻碍发展的围墙必须拆除,一刀切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学校的围墙可以保护儿童青少年学生的安全,维护教育秩序,医院的围墙保证病人和医护工作者的安静和无污染环境,古建筑物的围墙更是历史的见证者。
反之,一些大大小小的企业、住宅小区的围墙是可以去除化的,在不危机人们安全的情况下还能解决城市交通阻塞不畅,打开城市支路毛细血管,提高道路微循环。对于围墙的拆留,您保留什么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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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由于国家的疫情管控已经放开,学术活动也多了起来。笔者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诸多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有学术活动。这些城市的几乎所有高校,都还在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每到一所高校访问,都要预约。外面的客人可以预约进校,本地的市民却无权出入。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观:大学已经不是市民的大学,不是城市的大学,而是少数人的大学。 就笔者的有限调查,很多高校的封闭管理已经成了“新常态”。高校管理者觉得封闭管理“好处”实在是太多,比如,市民再也进不了高校,体育馆、广场等办学空间终于为高校专属了;还有,自从封闭管理后,校园内的治安管理确实省事不少,偷鸡摸狗的事少多了。 乃至于,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属地”意识,觉得高校是老师和学术“教学科研的地方”——言下之意是,高校不是菜市场。 有些学校为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有限开放的措施,比如对校友和学生家属开放,进出高校俨然成了一种特权,一种身份象征。 因此,高校里的上上下下,实在是没有重新开放校园的任何动力。一些以自由、包容为立校风格的高校,也在带头行社会隔离之事。有人感叹,疫情过后北大的旁听生这一特殊群体已经消失了。 其实,问题何止于此?现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城市和大学已经隔离了。 过去一些年来,很多城市都在努力打通城市的微循环,努力将公共空间还给市民。以至于,很多政府办公场所都拆了围墙,很多高校也向市民开放。结果,借着疫情防控的需要,城市里的各个公共机构重新构筑围墙,并通过现代门禁系统上强化了隔离力度。 可以这么认为,在绝大多数城市,现如今的社会隔离程度,已经远大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一些普通的公共机构,俨然有了“禁区”的特点。而一些小区,也有了更为充足的重新封闭的理由。 这些物理隔离,隔离不仅是空间,还是人心。 过去,知识分子对衙门作风很是批判;现如今,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却在衙门化。关键是,很多人还乐在其中,要么在装傻,要么在义正严辞地拿“教学科研的重地”说事。而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普通市民,却因没有话语权而忍气吞声。 笔者每次看到国内一些名校的大门聚集了众多想入校园而不得,满脸焦急的群众,而旁边还时不时有“黄牛”过来拉客的场景,就觉得很不是滋味。 这种情况,肯定不正常。 高校成了“禁地”,公共部门成了“重地”,这个城市还有何活力可言,社会还谈什么平等? 笔者建议,高校还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现如今,各个高校都在强调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各个高校还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最实在也最可行的社会服务,不是为城市产业发展转化多少成果,为城市治理提供多少智力支持,而是开放校园,让大学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说不好听一点,每个城市都为大学安全有效地运行投入了不少,大学没有理由不支持宜居城市建设。作者 | 吕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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