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技术贸易蓬勃发展，知识产权贸易转让额大幅度上升，其增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有形商品贸易，而且在有形商品贸易中涉及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著作权等的情况日益增加，知识产权已经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一起，构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三大支柱。
技术转移是实现知识创造价值、继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重要环节。尤其在投资浪潮火热的今天，技术转移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技术转移中各方权益的重要保证，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的科技活动，将不可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知识产权最容易受到侵权，因此，在技术转移之前，还要对成果涉及的技术内容进行专利保护，根据技术成果的具体内涵，选择不同的专利保护类型，实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大化。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保护应同步？您有什么其他看法呢？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毛昱：您谈到中美之间存在深层次矛盾。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想看到中国做什么？约瑟夫·奈：中国通过了一些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2015年，习近平和奥巴马达成协议，禁止偷窃公司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以获取商业利益的网络攻击行为。但是这个协议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后就四分五裂了。中美中间有一些阶段有出现进步，但是倒退的情况也存在。
(0)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在那时完成。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一些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逐渐显现，主要包括：虽然已具备相对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针对某些产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够完善；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且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执法力度不足。
(0)对专利和所谓知识产权要有分析。 哈佛等机构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猎取基因资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还是瞄准了形成专利药物之后的巨大利润。 比如抗艾滋病药物，利润空间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一单位药的生产成本是3块钱，他们的卖价会达到300元。” 所以国际上有很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制药公司，说它“贪婪杀人”。 艾滋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罕见疫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巨额利润的背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之后才开发成抗病毒药物。 包括NIH，它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谓纳税人的钱。 它投给了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像前边提到的基因组学一个项目的资金达到6530万美元。 可是这些基础研究形成专利以后，利润全部归了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数以亿计。但是这些公共资金赞助的基础研究后来，怎么就成了私营公司的专利，很少有人去探寻究竟。 很多人认为，制药企业对研发抗病毒药物还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当获利。 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否应当有个边界，或者底线？人命关天，利润是否应当向人的健康权，或者说向人权，做一些让步？公共资金的投入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应当怎么算？这都是我们应当不断叩问的问题。（熊蕾：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0)   1  
共3条信息 |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