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三字经之中提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在中国,人民把“五常”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此为伦理原则,用以处理与谐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社会。故而他们与人为善、忠义、礼和、诚信。这是极好的为人处世知道,但随着世界的发展,《共绘网》不禁想,既然东方在“和”的历史中悟得“仁、义、礼、智、信”,那是否能再提炼创新呢?各位网友对此观点有何看法呢?来分享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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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人待物须持礼, 不卑不亢最合适。 真心实意对尘世, 赢得人生景旖旎。 长者与物,须两手奉接。 徐行后长,不疾行先长。 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去。 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 与残疾人会面,须格外恭敬。 于肩挑小贩苦力,莫讨便宜。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我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道德观。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跟五行对应。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 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还有一些道德德目,他们跟四德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德体系比如说孝悌、中和、诚敬。在中国古代,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我们刚才讲的孝悌、中和、诚敬等是跟五常一起发生作用,它们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道德生活。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孝。孝不在五常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孝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里面,它是占有重要而且非常突出的地位。但是孝它没在仁义礼智信五常里,你说中国人不重视孝吗?不能这么说。因此我们说,我们平常讲仁义礼智,讲四德,它作为道德规范和德行的条目,对中国文化来讲,它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也不能说它就能全部覆盖我们的道德观念、道德生活。 为什么仁义礼智这四德在历史上,在儒学的理论里边被认为最重要、最突出?为什么不把孝放在里面?儒学有自己的思考。在实践中大家当然都非常重视孝,应该说孝是内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里边的。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变成一般的人与人关系规定的准则。它不是一个血缘的伦理,也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孝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伦理,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就是忠。而仁义礼智比起孝、比起忠,它有更加普遍的美德的意义,更加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准则的意义。儒学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 但是我们讲,在古代每一个德行的条目,它都不是单一的、简单的。不管是忠、孝、仁义礼智,每一个道德的条目,往往有不同的层次的意义,既有它特定的、具体的意义,还有它扩大的、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忠,忠我们刚才说,它主要是一个特定政治关系,君和臣之间,臣应该担负的一个道德义务、一种道德规范、一种道德条目。但是忠它也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就是可以是忠于政务、忠于国家社稷。要全面理解君臣关系的忠,它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能够犯颜直谏这也是忠。到了春秋战国有了更普遍的意义,就是尽心为人,《论语》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忠信在春秋为什么特别流行?因为在春秋的宗法社会里,忠信特别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到了孔子时代,在道德观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社会,也突破了血缘关系,把仁变成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战国时期仁义都成为重要的道德。仁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孔子、孟子特别提倡它,而是当时的时代需要它。战国时代封建的宗法制度处在一个衰朽和变化中,所以个人对宗法政治的道德义务,就让位于那些含义更普遍的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作者:陈来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按照习近平的讲话精神,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为主流,以诸子百家为补充,中华民族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的优秀内容就体现在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五条核心思想理念、第六条中华传统美德、第七条中华人文精神这三个方面,具体说就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承弘扬中要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也要注重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既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又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者:许安平)
说说爱国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者爱人。一个人心中有了仁爱之心,才能谈得上爱人、爱国、爱社会主义。中国人讲家国同构,家就是小国,国就是大家。孔子对他的学生讲“仁者爱人,亲亲为大”,意思是说讲仁爱先从爱亲人做起,进而爱朋友。爱朋友就包含爱邻居、爱同事、爱同学、爱战友等,最后达到爱万事万物的思想境界。爱国当然包含爱家乡。家乡和国家不但有人民,也有山水林田湖草等。爱家乡、爱国家无上线但有底线:绝不背判祖国、不背判人民,不做损害国家、人民和家乡的事情。(作者:许安平)
从不同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看,其间不仅涉及横向的互动,而且存在纵向的传承变迁。前者在先秦的百家争鸣这一类论辩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后者则体现于哲学系统的前后演化过程。中国哲学史中不同系统的前后流变并非互不相干,其中总是包含着内在的逻辑脉络。以儒学而言,从荀子到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的陈亮、叶适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形成了注重外王及经世致用的哲学取向;从孟子到唐代的韩愈、李翺,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则构成了突出内圣和心性的哲学进路。这一演化过程既展现了儒学派中有派的分化趋向,也以人道之域的多样理解为内容,其展开过程渊源有自,前后变迁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线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显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时间意义上前后演化的描述,而是需要进一步揭示哲学衍化过程内含的思想脉络。(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关照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另一个人也同样这样回报,双方都在对方的关怀之下达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时,双方因为“交心”,也同时“安心”了。 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或是“你别来无恙?”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而另一方则回答:“你有心!”“谢谢你的关心!”这一问一答,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 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说:“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 “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为人,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 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在哪里高就?”“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 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 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意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文:孙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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