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为了促进世界经济稳步前进，全球分工协作日益重要，避免浪费人财物资源，实现发展最大化。
共绘网提出：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资金链=全球分工协作。产业链是指一种经济组织关系，相对于不同企业的，甚至是相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是企业社会分工的有序结合。供应链来自于物流范畴，对其的管理一般指跨企业的物流管理。但是，随着现代电子商务的发展，许多企业在完成自身流程的变革后实现同其他企业的连接而不再局限于物流管理上，加入了商流的部分。消费链，顾名思义，是指消费行为和消费人群，互联网的发达促进了消费链向网络方向扩大，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资金链自然是指维持一个企业正常运转的资金支持。正因为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资金链各司其职，又紧密联系、分工协作，才有今天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您是怎么看的？您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您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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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政策之变。 过去两年，美欧社会打破自由市场原则，突破产业政策禁忌，从经济学、安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角度，增加了产业政策必要性和贸易限制的讨论，从是否实施产业政策转为关注政策实施过程。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新型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具有其特定的框架逻辑。 尽管学术界和全球产业国际分工合作，并将这一现象视为重要的趋势。但是，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在 21 世纪全球化大发展时代，回望工业大生产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现，经济在政府干预与不干预、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国内产业之间呈现出交替变化的现象。 以美国来说，19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实施自由放任市场主义，“大萧条”结束了这一思潮。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从“罗斯福新政”到“滞胀”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经济政策经历了一轮交替。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特朗普上台，从“里根经济学”到特朗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生又一轮交替。 历史交替变化的背后是各国根据现实状况，选择当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在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该特征更加明显。利用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方向、控制市场风险，仍然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常规操作。 俄乌冲突凸显了供应链的可靠性，以及战略资源安全、掌控尖端科技垄断权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催生出实施产业政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安全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欧俄能源脱钩对欧洲能源安全的影响、美欧滥用制裁对俄工业和金融安全的影响、供应链突然中断对产业的影响、地缘冲突阵营对立导致的“卡脖子”影响等，都不断警示各国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自由市场经济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细化，其与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全球各国相互依赖的繁杂供应链体系。目前，美欧社会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往反对产业政策为主的态度出现松动，并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且由于地缘冲突对立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变化将继续自我强化。 产业政策必然要在考虑现存的自由市场、国际分工合作的背景下，平衡考察出台的政策对国内产能和进口供应安排的影响，以及生产供应稳定性和经济收益的关系，从被动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转为主动从安全角度思考和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实施新型综合产业支持政策。这导致当下的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是一种正在形成一种新型产业政策。朱民
(0)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企业运行层面的融合涉及企业的战略、组织、业务和基础设施的全面变革，运用数字技术对企业的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商业模式进行重塑。 数字经济在企业组织层面的融合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区块链。在融合中互联网和区块链网重塑了企业组织，互联网提供企业组织的网络化效应，构建起企业组织平台。区块链技术通过链接方式将网络组织以共用技术方式程序化，使平台兼具企业与市场的二重职能，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深度运用，将供给与需求匹配起来，构建起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机制。目前数字技术进步已经从互联网、大数据进入到了智能化时代，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为主的智能技术不断涌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企业层面的融合必须着力发展智能制造体系，推动生产智能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智能化和管理智能化。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保平，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0)旧式分工的消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分工是人类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分工同时也是对人的活动范围的限制，使人只能从事某种职业，只能孤立而片面地发挥某个方面的才能。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使这种旧式分工发展到极致，同时创造着消除这种分工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自然形成的、僵化的、不自觉的旧式分工得以消除，人们摆脱了“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虽然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有分工，但这是自觉的新式的分工，不再是对生产者全面发展的限制。——抄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第304-312页
(0)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的灾难，但也是全球产业链转型升级的机会。中国要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加快“引资补链”，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种既是水平分工、又是垂直整合的开放式产业链集群，将会既有助于防范应对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全球产业链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的巨大市场份额，能够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并有助于加快形成产业链集群中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黄奇帆）
(0)德国生产对应俄罗斯能源的杠杆效应。 运营杠杆的概念同样也适用于军事领域。 比如说，在台湾生产的芯片被用于在美国生产的导弹里，那么一旦台湾地区被封锁，这些导弹零件就很可能没法抵达美国的导弹工厂，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根本无法应对在东西两个战线上发生的战争。 美国治世对全球供应链维护的能力就好比银行的资本金。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大型银行缺乏足够的资本金来应对系统性的流动性紧缺而陷于危机之中。由于他们“太大而不能倒”，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救助措施，而这些救助措施的成本就是巴塞尔III。 今天的投资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同样是一个“太大而不能倒”的事物。但“全球化”不是一家可以被资金救助的银行，这个体系需要一个“世界霸权”来维持它的秩序。这个系统的风险在于有人挑战这个世界霸权——比如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 为了维护当今的世界秩序以及其相关的贸易安排和全球供应链网络，使得这个体系能够得以维持，这些挑战必须迅速和果断的应对，采取强力的手段将其压制，就如鲍威尔将军（后来的美国国务卿）在沙漠风暴行动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但是乌克兰和台湾地区不是当年的科威特，俄罗斯和中国更不是当年的伊拉克可比。壮志凌云2和壮志凌云1是完全不同的两部电影…… 想象蒂姆·盖特纳（奥巴马时期美国财长）所说的应对金融危机或者攻击美国银行系统的卖空投资者时需要采取的手腕。今天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基本上就是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卖空者”。 引用当年盖特纳的话来说，我们需要采取“压倒性的雷霆手段，而不是零敲碎打的，类似于越南战争时期的做法。 如果我们采取的这些压倒性的手段没能阻止对银行的挤兑，市场就不会对我们的承诺建立信心。所以，我们要准备将天量的资金投入，使得我们的决心看起来比整个市场的负债总额都要大。 鲍威尔将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所体现出的实力，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挽救美国银行体系时所展示出的决心，这都不禁让我将这些行动与今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所采取的应对全球供应链的挑战所展示出来的姿态进行对比。相比于展现出实力和决心，美国商务部展现出来的却是美国的脆弱。（译者 | will shen）
(0)中国将越来越细分：行业将越来越垂直、协作越来越完善。因此传统的木桶原理不再成立，以前我们总在弥补自己短板，因为你的短板限制了你的综合水平，是今后我们将不断延展自己长处，因为你的长处决定了你的水平。
(0)世界早已进入产业链条无限延长的时代，一台电脑生产的上下游链条就能串联起大半个地球，形成不同经济体和发展阶段的产业梯度和分工，构成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封城、断路、断航、闭关、拒签和物资截留，使这三根链条出现动摇而引发产业布局的观念动摇。这场疫情可能导致世界产业模块分散化、多元化、便利化，关键产品如N95口罩生产再本土化也许会成为趋势。经济主权将重新得到确认，流行多年的贸易体系和全球化进程或蒙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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